翻开中国近代史,有个强烈的感觉是代沟特别明显.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整整四代人,就是整整四派.洋务派与传统派刚刚论战,维新派又与洋务派论战,才论战了一代人,革命派又找维新派论战.社会思潮如此激进,以至任何早慧者大一圈生肖后马上就沦为落伍者.曾国藩如此,康有为如此,严复、章太炎还是如此.严复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却未能破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天演论”.
这便是中国近代革命的复杂性.清朝只有经过逐步升级的变革来轮番冲击,才能最后毁灭.鸦片战争以来,国家任人宰割,中国人当初极力求索的不会是如何推翻清朝,而是如何使国家富强,直到出了个孙中山,人们才知道“扶清”与“灭洋”是矛盾的,推翻清朝才是强国的必由之路.这才把斗争矛头对准清朝,这才酝酿“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且,人们这时要推翻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王朝,而是一个末代王朝,即一口气要消灭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这个历史任务重不重?这场革命该不该复杂呢?
公元1857年,在许多中国最敏锐的思想家尚未认识到清朝须灭亡的时候,欧洲一位伟大人物却看清了历史的路标.他说：“中国的南方人（指太平天国）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这位伟人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逝世十六年后,清朝灭亡.继之而起的中华民国,正是整个亚洲第一个试图走向共和的国家.
为了埋葬清朝,孙中山和他的同仁不知准备了多少年,战斗过多少次.他的哲学是“知难行易”.这是从百折不挠的革命生涯中总结的心里话.难的是找不到方法,看不到捷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孙中山心里特别着急.武昌起义前,他亲自领导或策划了十多次起义,除一次发生在湖南,其余皆发生在两广或西南边陲,对大陆腹地形不成足够的震撼.哪里才是清朝统治的薄弱地区呢?哪里才是清政权的罅隙呢?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不如在清政府看家护院的正规军中发展革命党.辛亥年,曾是湖广总督林则徐禁烟试验地、太平军湘军必争之地、张之洞办洋务根据地的武汉三镇部分正规军终于起义,革命顿时“九省通衢”.
还有四点可以佐证辛亥革命之艰难.一是暗杀问题.暗杀一度被革命党人奉为时髦的办法,而使革命在换汤不换药的时局里自欺欺人.秋瑾即是因徐锡麟行刺安徽巡抚案而暴露的.后来,宋教仁、廖仲恺、杨杏佛、李公朴、闻一多均死于暗杀.暗杀他们的人,也自称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二是烈士问题.辛亥革命中,有人战斗而死（如林觉民）,有人就义而死（如秋瑾）,有人暗杀而死（如宋教仁）,有人折磨而死（如邹容）,有人蹈海而死（如陈天华）……死的类型多,本身说明了革命之艰巨.陈天华“难酬蹈海亦英雄”,尤其继承谭嗣同慷慨赴死的精神.中国古来都是尸谏帝王,这是尸谏民众的开始.可是,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东扒西窃了,军阀们谁没有辜负谭嗣同、陈天华呢?革命阵营里变异的军阀、建设阵营里变质的腐败分子,其本质都是烈士的叛徒!
三是军阀问题.辛亥革命得以阶段性胜利的一大因素,固然是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身在海外抓钱袋子,面向国内抓笔杆子,从而部分的唤醒民众,还有个更大的因素,向清朝继八旗军而起的最后卫戍劲旅——新军,抓脑瓜子,抓枪杆子,使堡垒从内部攻破!然而相应的代价就是,由于军队不是创造性重建的,而脱胎于权力分化的旧阵营,则必然走向军权失控、军阀混战,绵延二十年之久.
四是政党问题.孙中山已经意识到,要使革命不变质,必须组建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唯有政党,才可以把先进分子的雄才大略转化为步调一致的集体意志,以清理辛亥革命后给全中国留下的军阀混战的垃圾.可如何阻止黑影爬上党内高位呢? 1925年12月24日,接孙中山班的年轻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蒋介石止不住自己的“行动”,他利用国民党,利用军阀混战,获得了最高权力.约二十年后,周恩来在国统区评蒋介石说：“全国的矛盾冲突愈大,他的权力愈大.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他会成为一个失败者.”周恩来说对了.
辛亥革命派再一次陷入了历史的二律背反.幸而,这次他们不是像前人那样整体过时,而是明显地分化.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谛在于民主：民族主义打破少数满洲贵族之专制；民权主义打破少数帝王官僚之专制；民生主义打破少数富翁阔佬之专制.面对中国由农业自足社会向商业交互社会转型,面对是地主、资本家还是民众将主宰中国的政权和财富,反革命的一方借机聚敛出“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与大小资本家一鼻孔出气；革命的一方则将民生史观向唯物史观靠拢,将三民主义导向了旭日东升的新民主主义.
历史地看,辛亥革命仍是一场半推半就的革命,半推半封建社会,半就半殖民地社会.继清朝而起的民国,也就并未因辛亥革命的短促胜利而真正地走向共和,辛亥革命也就未能完成其“份内之事”.即使如此,孙中山等不及了,他尽早给辛亥革命派下达了“超负荷”的新指令：共同富裕.孙中山说,他的民生史观“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明确指示了富民的方向.然而,连辛亥革命的“份内之事”都完不成,孙中山哪有历史条件去履行“超负荷”的使命呢?他抱憾逝世了.宋庆龄,先生的夫人,紧紧注视着他的身后事,紧紧维护着他的指向,就像对他的爱那么终生不渝.她倡导革命的一方共赴新民主主义的抉择,为辛亥革命先驱们尽量减少了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