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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六年级上册苏教版习作七作文 给家乡孩子的信
语文六年级上册江苏版习作七的作文 170页的
写18课的 给家乡孩子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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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比较中西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治学的重要途径和革新思想的重要源泉,但其间格义附会的流弊甚多.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切中学术思想界的时弊,指示法国学派以事实联系为基础的影响研究的一般法则.后来虽有美国学派的平行比较日趋完善,似与陈寅恪所说不尽相符,实则学人如果不经系统训练达到高度自律,对所涉及的社会文化具有历史研究和系统异同之观念,仍然难免重蹈清代经学和近代古史研究穿凿附会的覆辙.
关键词 比较研究 陈寅恪 格义附会
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比较研究复趋时兴.在整体进展的同时,难免鱼龙混杂,令前贤批评的清代经学、近代古史研究的种种流弊,再度浮现.前辈学人所议虽系当年情形,时过境迁,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可以借鉴.尤其是高明者的真知灼见,不受时空限制.后来人慕其声名显赫,对所指示的学术路径却莫名所以,并不遵循,甚至有意无意与之相悖.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至今看来不仅依然恰当,而且切中时弊,令人不禁有时光倒流之感.是函主要讨论比较语言学问题,兼及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关于前者,《马氏文通》的利弊得失在语言学界见仁见智;关于后者,虽不过附带论及,但牵扯广泛,歧异明显.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已有学人讨论①,对于本事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较大空间.由文本以明语境,可以体察前贤的苦心孤诣,与时势做一对照,从而领会其治学的途则.
一、对对子
1932年夏考,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为国文科目命题,因“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②.鉴于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尚未成立,退而求其次,用对对子形式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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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
②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年,第249页.
当年所出题目,一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一为对子“孙行者”①.后一题考生周祖谟答为“胡适之”.他后来回忆应考时想到答案有二:一王引之,一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据说陈寅恪对此颇为赞赏.②
陈寅恪30余年后回忆:“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③而吴小如则称:“胡适之”为考生所对,非陈所拟答案.后来盛传陈的答案是“祖冲之”,亦未确.“据老友卞僧慧先生亲自见告,陈先生自己的答案是‘王引之’.‘行’与‘引’属对自然极工,而“王’亦有‘祖’之义,故昔人祖父为‘王父’.至于‘孙’、‘胡’相对,则做为‘猢狲’字耳.”④两说相较,当事人虽有误记或受后来语境误导的可能,可信度毕竟较高.陈寅恪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矛头其实是针对胡适以此为作文通达的标准.在此前后,他有数篇文字相当直白地严厉批评胡适,这在以不议论时贤自律的陈寅恪极为罕见(另文详论).卞僧慧所记,或许是陈寅恪不便直言.因为陈想到此题,是见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⑤若举胡适之,则“猢狲”戏谑稍过.连周祖谟也觉得,胡是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以其名对孙行者,“未免对长者有不恭之嫌”,后来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听胡讲课,仍感内疚⑥.则出题者的存心,更加不便公之于众了.
陈寅恪此番出题,在南北学界引起一阵风波,“以此招致纷纷非议”.首先是考生极不适应题型,“试事终,下第者大噪.”⑦其次则新旧两派学人均不谅解.如陈所说:“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妆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⑧致傅斯年函又说:“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⑨可见反应之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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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一年级试题除“孙行者”外,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另外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221页).
②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147页.
③《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④吴小如:《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联语》,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90页.
⑤《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⑥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47页.
⑦陈旭旦:《国蠹》,《国学论衡》第1期(1933年12月1日).
⑧《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页.
⑨ 《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 2001年,第42—43页.
面对压力,本来不愿牵扯是非的陈寅恪不得不起而辩驳,他先在《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发表“答记者问”,继而致函刘文典,详述出题理由.其间傅斯年风闻此事,特致函询问.陈寅恪复函坚持己见:“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中国对子与中国语之特点最有关,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今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他还特意表示:“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此说甚长,弟拟清华开学时演说,其词另载于报纸……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①陈的开学演说未见,另载于报纸之词,只有致刘文典函,先于1932年9月5日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继而又刊登于1933年7月《学衡》第79期.
陈寅恪“只得任彼等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吾辈固不必,且无从与之校量也”的态度,以及与刘文典书阐述周详深入,平息了大部分议论,但仍有异调.1933年底,苏州国学会《国学论衡》第1期刊登陈旭旦的《国蠹》一文,对此事不无微词,讥讽考生为“旷代才”,而陈的答辞是自我解嘲,所说“对偶者,独体文字之所特具,亦即国学精神所寓也,旁征博引,累数千言,辞甚辩.人以其名震一时,夙为故都人士尊信,故难者无以难而难自解.”其实此类言行均为“国学之蠹”,非“国家所以养士之旨”.
与刘文典书除回应诘难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陈寅恪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意见.不仅用比较语言学否定马氏文通,还对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格义”说详见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格义’之名,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与此相对,“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还有“合本”.“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陈寅恪还引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认为“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方法,亦何以远过……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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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②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97-114页.
陈寅恪推崇合本子注而批评格义,意在讥讽晚清以来附会中西学说的猖獗.所举当下要例为中国文学系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此事不无蹊跷.其时中国各大学开设中外文学比较课程者极少,且不在中文系,而在外文系.据乐黛云教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吴宓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 20、30年代之交.1929年12月,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语义派创始人瑞恰慈(I. A. Richards)应邀到清华外文系任教,开设“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是为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比较文学”为名的正式课程.清华中文系则在朱自清、杨振声的主持下,提出要“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在高年级学生中分别开设中、外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同时增开“当代比较小说”、“佛教翻译文学”等选修课及“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等专题课.中文系教师还在外文系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等选修课.此外,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岭南大学等校也开设过类似课程.①
上述细节有小误,“佛教翻译文学”应为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应为“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而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的叶崇圣,即叶公超, 1929年至1935年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瑞恰慈任教清华期间所开课程为:“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②,并无“比较文学”课的记录.直到1934—1935年度,才有翟孟生(R. D. Jamesan,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外文系研究部的暂设课程.或谓翟氏曾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著作,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③这大概指1934年4月翟孟生发表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的“On the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这些描述,令人以为翟孟生的著述及讲学,是受瑞恰慈影响的结果.其实二者之间有无直接联系,以及究竟怎样联系,仍需进一步考察.有学人称在清华外文系讲比较文学的,先是翟孟生,后为瑞恰慈④,顺序刚好相反.
至于清华中文系,自1928年杨振声被聘为教授兼主任后,对于各校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的状况深为不满,认为更重大的使命是创造新文学,提出要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目的.其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参考外国文学”.⑤这段话出自1931年朱自清代理系主任时写的《中国文学系概况》,在弥漫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气氛的北平学术界,多少有些隐晦.据杨振声后来回忆,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协调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文法两院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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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第65—66页.
②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89页;参见1931年《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该学程自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
③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第33页.
④黄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294页.
⑤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
朱自清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①杨振声的回忆,因语境大变,也不免夸张.当时改造课程的原则是:“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②所开课程旧的仍占多数,“新的只有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三种.”③朱自清所说“当代比较文学”,应为杨振声自1929年度开设的选修课“当代比较小说”之误.而参考外国文学的具体措施,是增加外文系教师开的西洋文学概要和西洋文学专集研究两门必修课.不过杨、朱二人确有进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及教学的设想,据杨振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该系自1928年10月改订课程后,目的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外各体文学并重,“再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学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证之以中外比较文学.对于某家或某体文学养成相当的倾向了,再继之以文学专家研究.”④
1930年暑假后,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由朱自清代理系主任.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游欧,由刘文典继任.到1932年9月朱自清归国,再接任主任.从时间上刘文典任内的对对子风波,应由朱自清来善后.目前未见朱自清对于此事的直接表态,值得注意的是, 1932年10月3日,任教于清华中文系的浦江清来访,谈及两大问题,“一、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西藏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二、比较文学史方法:中国中古文学多受印度影响,小说话与诗杂,继乃移诗于前,话渐多.此种诗至宋变为大曲,又变为诸宫调,为戏曲之原.至唐七言诗则受波斯影响,日本、朝鲜则被中国影响.又谓人类学有所谓传布说,为文化大抵由传布,异地各自独立发展同样文化者,绝鲜其例.因思希腊无小说,印度无戏剧,至亚历山大东征后乃相交易而有.故元曲实间接受希腊影响,其具悲剧味盖非无因.”对此朱自清叹道:“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⑤其实浦江清曾任陈寅恪的助手,所说往往可见陈的影子.此番到访及议论,与对对子一事时间如此巧合,话题又复切近,而且相关各人与此事多有关联,或是传达陈寅恪之意.
是年底,该系教授会通过《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除保留新文学和外文课程外,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新设“国学要籍”一类课程,并将全部课程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以培养古典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人才⑥.这一变动或许是妥协,但并不意味着朱自清减弱对比较文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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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关键词 比较研究 陈寅恪 格义附会
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社会学科的比较研究复趋时兴.在整体进展的同时,难免鱼龙混杂,令前贤批评的清代经学、近代古史研究的种种流弊,再度浮现.前辈学人所议虽系当年情形,时过境迁,不能一概而论,毕竟可以借鉴.尤其是高明者的真知灼见,不受时空限制.后来人慕其声名显赫,对所指示的学术路径却莫名所以,并不遵循,甚至有意无意与之相悖.1932年陈寅恪与刘文典论国文试题书关于比较研究的大段议论,至今看来不仅依然恰当,而且切中时弊,令人不禁有时光倒流之感.是函主要讨论比较语言学问题,兼及比较文学乃至一般比较研究的法则.关于前者,《马氏文通》的利弊得失在语言学界见仁见智;关于后者,虽不过附带论及,但牵扯广泛,歧异明显.陈寅恪与比较文学,已有学人讨论①,对于本事的解读及相关问题的探讨,仍有较大空间.由文本以明语境,可以体察前贤的苦心孤诣,与时势做一对照,从而领会其治学的途则.
一、对对子
1932年夏考,陈寅恪受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刘文典委托为国文科目命题,因“连岁校阅清华大学入学国文试卷,感触至多.据积年经验所得,以为今后国文试题,应与前此异其旨趣,即求一方法,其形式简单而涵义丰富,又与华夏民族语言文学之特性有密切关系者”②.鉴于藏缅语系比较研究之学未发展,真正中国语文文法尚未成立,退而求其次,用对对子形式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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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袁荻涌:《陈寅恪与比较文学》,《文史杂志》1990年第1期;钱文忠:《略论寅恪先生之比较观及其在文学研究中之运用》,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4年.
② 《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 2001年,第249页.
当年所出题目,一为作文“梦游清华园记”,一为对子“孙行者”①.后一题考生周祖谟答为“胡适之”.他后来回忆应考时想到答案有二:一王引之,一胡适之,“二者自以对‘胡适之’为好.因为‘适者,往也’,‘往’跟‘行’意思相近”.据说陈寅恪对此颇为赞赏.②
陈寅恪30余年后回忆:“所以以‘孙行者’为对子之题者,实欲应试者以‘胡适之’对‘孙行者’.盖猢狲乃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此不过一时故作狡猾耳.”③而吴小如则称:“胡适之”为考生所对,非陈所拟答案.后来盛传陈的答案是“祖冲之”,亦未确.“据老友卞僧慧先生亲自见告,陈先生自己的答案是‘王引之’.‘行’与‘引’属对自然极工,而“王’亦有‘祖’之义,故昔人祖父为‘王父’.至于‘孙’、‘胡’相对,则做为‘猢狲’字耳.”④两说相较,当事人虽有误记或受后来语境误导的可能,可信度毕竟较高.陈寅恪痛批《马氏文通》,指为“何其不通如是”,矛头其实是针对胡适以此为作文通达的标准.在此前后,他有数篇文字相当直白地严厉批评胡适,这在以不议论时贤自律的陈寅恪极为罕见(另文详论).卞僧慧所记,或许是陈寅恪不便直言.因为陈想到此题,是见苏东坡诗“前生恐是卢行者,后学过呼韩退之”一联.“‘韩卢’为犬名,‘行’与‘退’皆步履进退之动词,‘者’与‘之’俱为虚字.东坡此联可称极中国对仗文学之能事.”⑤若举胡适之,则“猢狲”戏谑稍过.连周祖谟也觉得,胡是社会名流和著名学者,以其名对孙行者,“未免对长者有不恭之嫌”,后来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听胡讲课,仍感内疚⑥.则出题者的存心,更加不便公之于众了.
陈寅恪此番出题,在南北学界引起一阵风波,“以此招致纷纷非议”.首先是考生极不适应题型,“试事终,下第者大噪.”⑦其次则新旧两派学人均不谅解.如陈所说:“今日言之,徒遭流俗之讥笑.然彼等既昧于世界学术之现状,复不识汉族语文之特性,挟其十九世纪下半世纪‘格义’之学,以相非难,正可譬诸白发盈颠之上阳宫女,自矜其天宝末年之时世妆束,而不知天地间别有元和新样者在.”⑧致傅斯年函又说:“总之,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未曾梦见世界上有藏缅系比较文法学,及印欧系文法不能适用于中国语言者,因彼等不知有此种语言统系存在,及西洋文法亦有遗传习惯不合于论理,非中国文法之所应取法者也.”⑨可见反应之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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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传》,一年级试题除“孙行者”外,还有“少小离家老大回”,另外二三年级转学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年,第221页).
②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年,第147页.
③《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④吴小如:《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联语》,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290页.
⑤《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7页.
⑥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第147页.
⑦陈旭旦:《国蠹》,《国学论衡》第1期(1933年12月1日).
⑧《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附记》,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6页.
⑨ 《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三联书店, 2001年,第42—43页.
面对压力,本来不愿牵扯是非的陈寅恪不得不起而辩驳,他先在《清华暑期周刊》第6期发表“答记者问”,继而致函刘文典,详述出题理由.其间傅斯年风闻此事,特致函询问.陈寅恪复函坚持己见:“清华对子问题乃弟最有深意之处,因考国文不能不考文法,而中国文法在缅藏语系比较研究未发展前,不能不就与中国语言特点最有关之对子以代替文法,盖借此可以知声韵、平仄、语辞、单复词藏贫富,为国文程度测验最简之法……若马眉叔之谬种尚在中国文法界有势力,正须摧陷廓清,代以藏缅比较之学.中国对子与中国语之特点最有关,盖所谓文法者,即就其语言之特点归纳一通则之谓,今印欧系格义式马氏文通之文法,既不能用,舍与中国语特点最有关之对子,而更用何最简之法以测验学生国文文法乎?”他还特意表示:“以公当知此意,其余之人,皆弟所不屑与之言比较语言文法学者,故亦暂不谈也.此说甚长,弟拟清华开学时演说,其词另载于报纸……弟意本欲藉此以说明此意于中国学界,使人略明中国语言地位,将马氏文通之谬说一扫,而改良中学之课程.明年若清华仍由弟出试题,则不但仍出对子,且只出对子一种,盖即以对子作国文文法测验也.”①陈的开学演说未见,另载于报纸之词,只有致刘文典函,先于1932年9月5日在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继而又刊登于1933年7月《学衡》第79期.
陈寅恪“只得任彼等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吾辈固不必,且无从与之校量也”的态度,以及与刘文典书阐述周详深入,平息了大部分议论,但仍有异调.1933年底,苏州国学会《国学论衡》第1期刊登陈旭旦的《国蠹》一文,对此事不无微词,讥讽考生为“旷代才”,而陈的答辞是自我解嘲,所说“对偶者,独体文字之所特具,亦即国学精神所寓也,旁征博引,累数千言,辞甚辩.人以其名震一时,夙为故都人士尊信,故难者无以难而难自解.”其实此类言行均为“国学之蠹”,非“国家所以养士之旨”.
与刘文典书除回应诘难外,更重要的是阐述了陈寅恪对比较研究方法的意见.不仅用比较语言学否定马氏文通,还对附会中外学说的格义式比较提出批评:“西晋之世,僧徒有竺法雅者,取内典外书以相拟配,名曰‘格义’,实为赤县神州附会中西学说之初祖.即以今日中国文学系之中外文学比较一类之课程言,亦只能就白乐天等在中国及日本之文学上,或佛教故事在印度及中国文学上之影响及演变等问题,互相比较研究,方符合比较研究之真谛.盖此种比较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历史演变及系统异同之观念.否则古今中外,人天龙鬼,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荷马可比屈原,孔子可比歌德,穿凿附会,怪诞百出,莫可追诘,更无所谓研究之可言矣.”
“格义”说详见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格义’之名,虽罕见载记,然曾盛行一时,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尝谓自北宋以后援儒入释之理学,皆‘格义’之流也.佛藏之此方撰述中有所谓融通一类者,亦莫非‘格义’之流也.即华严宗如圭峰大师宗密之疏盂兰盆经,以阐扬行孝之义,作原人论而兼采儒道二家之说,恐又‘格义’之变相也.”与此相对,“我民族与他民族二种不同思想初次之混合品”还有“合本”.“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合本’与‘格义’二者皆六朝初年僧徒研究经典之方法.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俱在文句之比较拟配,颇有近似之处,实则性质迥异”.“夫‘格义’之比较,乃以内典与外书相配拟.‘合本’之比较,乃以同本异译之经典相参校.其所用之方法似同,而其结果迥异.故一则成为附会中西之学说,如心无义即其一例,后世所有融通儒释之理论,皆其支流演变之余也.一则与今日语言学者之比较研究法暗合,如明代员珂之楞伽经会译者,可称独得‘合本’之遗意,大藏此方撰述中罕觏之作也.”陈寅恪还引敏度法师合维摩诘经序,认为“即今日历史语言学者之佛典比较方法,亦何以远过……以见吾国晋代僧徒当时研究佛典,已能精审若是,为不可及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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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致傅斯年》二十二,陈美延编《陈寅恪集·书信集》,第42-43页.
② 《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第97-114页.
陈寅恪推崇合本子注而批评格义,意在讥讽晚清以来附会中西学说的猖獗.所举当下要例为中国文学系中外文学比较一类课程.此事不无蹊跷.其时中国各大学开设中外文学比较课程者极少,且不在中文系,而在外文系.据乐黛云教授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吴宓1924年在东南大学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是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性质的讲座.而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大学课堂是在(20世纪) 20、30年代之交.1929年12月,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系主任、语义派创始人瑞恰慈(I. A. Richards)应邀到清华外文系任教,开设“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是为中国大学第一个以“比较文学”为名的正式课程.清华中文系则在朱自清、杨振声的主持下,提出要“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结合”,在高年级学生中分别开设中、外文学专家研究课程,同时增开“当代比较小说”、“佛教翻译文学”等选修课及“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等专题课.中文系教师还在外文系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等选修课.此外,北京大学、燕京大学、齐鲁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岭南大学等校也开设过类似课程.①
上述细节有小误,“佛教翻译文学”应为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中国文学中印度故事研究”应为“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而开设“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的叶崇圣,即叶公超, 1929年至1935年一直任教于清华大学外文系.瑞恰慈任教清华期间所开课程为:“第一年英文”、“西洋小说”、“文学批评”、“现代西洋文学(一)诗(二)戏剧(三)小说”等②,并无“比较文学”课的记录.直到1934—1935年度,才有翟孟生(R. D. Jamesan,原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的“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外文系研究部的暂设课程.或谓翟氏曾据瑞恰慈的观点和讲稿写成《比较文学》著作,对英、法、德三国文学进行比较研究.③这大概指1934年4月翟孟生发表于《清华学报》第9卷第2期的“On the Comparison of Literature”.这些描述,令人以为翟孟生的著述及讲学,是受瑞恰慈影响的结果.其实二者之间有无直接联系,以及究竟怎样联系,仍需进一步考察.有学人称在清华外文系讲比较文学的,先是翟孟生,后为瑞恰慈④,顺序刚好相反.
至于清华中文系,自1928年杨振声被聘为教授兼主任后,对于各校的国学系、国文学系或中国文学系“所要造成的是国学的人才,而不一定是中国文学的人才……要学生做的是旧文学研究考证的工夫,而不及新文学的创进”的状况深为不满,认为更重大的使命是创造新文学,提出要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为目的.其重要途径之一,“便是参考外国文学”.⑤这段话出自1931年朱自清代理系主任时写的《中国文学系概况》,在弥漫着“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气氛的北平学术界,多少有些隐晦.据杨振声后来回忆,当时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接流……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如是许多先生在徘徊中,大部学生在困惑中.这不止是文言与语体的问题,而实是新旧文化的冲突,中外思潮的激荡.大学恰巧是人文荟萃,来协调这些冲突,综合这些思潮所在的”,所以文法两院的哲学、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各系“都是治古今中外于一炉而求其融合贯通的,独有中国文学与外国语文二系深沟高垒,旗帜分明.这原因只为主持其他各系的教授多归自国外;而中国文学系的教授深于国学,对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少有接触,外国语文系的教授又多类似外国人的中国人,对中国文化及文学常苦下手无从,因此便划成二系的鸿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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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8年,第65—66页.
②齐家莹:《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89页;参见1931年《清华大学本科学程一览》,该学程自1928年以来一直实行.
③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8年,第33页.
④黄延复:《吴宓先生与清华》,李继凯、刘瑞春选编《追忆吴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年,第294页.
⑤朱自清:《中国文学系概况》,《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514、515期合刊(1931年).
朱自清最早注意这一问题,“系中一切计划,朱先生与我商量规定者多.那时清华国文系与其他大学最不同的一点,是我们注意新旧文学的贯通与中外文学的融会.”“在当时的各大学中,清华实在是第一个把新旧文学、中外文学联合在一起的.”①杨振声的回忆,因语境大变,也不免夸张.当时改造课程的原则是:“一方面注重研究我们自己的旧文学,一方面参考外国的新文学.”②所开课程旧的仍占多数,“新的只有当代比较文学、中国新文学研究、新文学习作三种.”③朱自清所说“当代比较文学”,应为杨振声自1929年度开设的选修课“当代比较小说”之误.而参考外国文学的具体措施,是增加外文系教师开的西洋文学概要和西洋文学专集研究两门必修课.不过杨、朱二人确有进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及教学的设想,据杨振声《中国文学系的目的与课程的组织》,该系自1928年10月改订课程后,目的就是要注意研究中、外各体文学并重,“再贯之以中国文学批评史.对于中外文学都造成相当的概念了,再证之以中外比较文学.对于某家或某体文学养成相当的倾向了,再继之以文学专家研究.”④
1930年暑假后,杨振声就任青岛大学校长,由朱自清代理系主任.1931年8月,朱自清休假游欧,由刘文典继任.到1932年9月朱自清归国,再接任主任.从时间上刘文典任内的对对子风波,应由朱自清来善后.目前未见朱自清对于此事的直接表态,值得注意的是, 1932年10月3日,任教于清华中文系的浦江清来访,谈及两大问题,“一、中国语言文字之特点,中国语乃孤立语,与暹罗、西藏同系,异于印欧之屈折语及日本、土耳其之粘着语,以位置定效用.又为分析的,非综合的,乃语言之最进化者.中国字为象形,形一而声可各从其乡,所谓书同文,象形字不足用,幸有谐声等五书辅之,乃可久存,见于记载,以省文故,另成一体与语言离,如今之拍电报然,又如数学公式然.故中国文开始即与语离.中国文学当以文言为正宗.至《尚书》之文难读者,盖杂白话分子多.又谓以后文体变易,大抵以杂入白话分子故……二、比较文学史方法:中国中古文学多受印度影响,小说话与诗杂,继乃移诗于前,话渐多.此种诗至宋变为大曲,又变为诸宫调,为戏曲之原.至唐七言诗则受波斯影响,日本、朝鲜则被中国影响.又谓人类学有所谓传布说,为文化大抵由传布,异地各自独立发展同样文化者,绝鲜其例.因思希腊无小说,印度无戏剧,至亚历山大东征后乃相交易而有.故元曲实间接受希腊影响,其具悲剧味盖非无因.”对此朱自清叹道:“浦君可谓能思想者,自愧弗如远甚.”⑤其实浦江清曾任陈寅恪的助手,所说往往可见陈的影子.此番到访及议论,与对对子一事时间如此巧合,话题又复切近,而且相关各人与此事多有关联,或是传达陈寅恪之意.
是年底,该系教授会通过《改定必修选修科目案》,除保留新文学和外文课程外,开始偏重于古典文学,新设“国学要籍”一类课程,并将全部课程分为中国文学与中国语言文字两类,以培养古典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人才⑥.这一变动或许是妥协,但并不意味着朱自清减弱对比较文学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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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第3卷第5期(194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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