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中立创作《父亲》,这个父亲不仅是罗中立的父亲,而且是全中国劳动人民的父亲,《父亲》是农民形象中有代表性的一个,是罗中立这代年轻人思考的结晶.
《父亲》一画是在美国画家克洛斯巨型肖像画的启发下,采用照像写实主义手法画中国的一位普通的,贫困的,苦涩的老百姓,人物的形象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老年农民形象,老人枯黑,干瘦的脸上布满了象沟壑,又如车辙似的皱纹,深陷的眼睛露出了凄楚、迷茫又带着恳切的目光,象是在缅怀过去,又象是在期待未来,让我们感受到那牛羊般的善良目光的“通视”.干裂、焦灼的嘴唇似乎已被封干许久,仅剩一颗门牙的嘴里不知饱尝过多少的酸、甜、苦、辣,尤如耙犁一般的破伤的大手捧着一个破了又被重新锔起的粗瓷碗在喝水,细小毛孔里渗出的汗珠不知已滑落多少,稀疏口胡须,还有那象征着悲剧色彩的苦命痣,都无不打上了他艰苦劳动,生活悲惨的的烙印,站在这幅巨大的肖像画面前,使人们感到了他身上特有的烟叶味,感到他的肌肤在抖动,他的血液在奔流,叫人们思考,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激起广大观众的共鸣面对《父亲》,使我们感到这是一个饱经苍桑,却又永远对生活充满希望、期待,有着乐观精神和坚韧的奋斗力的普通老农民,在他身上汇集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的百折不屈的创造力,这种强烈的视觉效果在观众的心中产生的是一股平凡而又伟大的情感,是憾人心魄的,正是罗中立毫不遮掩的把农民的“丑”真实的表现出来,才使得“父亲”的形象更加真实可信、有血有肉.
《父亲》不论是在题材内容上,还是在形式语言上,都有革新的意义,定是在特定的社会条件、政治气候下的产物,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社会处于变革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开始觉醒,艺术的表现意识深化,这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客观的环境.反映在艺术创作上,艺术家开始对周围身边的琐事及普通人民产生浓厚的兴趣,从而改变了以革命领袖为主要描绘对象的创作方法,《父亲》就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氛围下应运而生的,构图饱满,色彩深沉富于内涵,容貌描绘得极为细腻、感情复杂、含蓄、主体形象没有被细节的刻划所影响,反而更加突出,这不仅是形式的创新,而且是主题思想的突破,显示出了画者的魄力与勇气,《父亲》开辟了刻划普通农民的复杂性格和表现内心思想的新领域,给80年代的艺术界以巨大的震动,使人们开始思考过去、现在、未来,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这个形象有很大的概括性,又有巨大的包容时,它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父亲》一画也反映了他构思中矛盾,他想要歌颂,赞美中国劳动人民的美德,却又对农民身上附着的封建意识感到可悲,所以画面上的农民脸上又笼罩着一丝愁云,所以说《父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特征,它不仅具有美学价值,还具有社会学价值的伦理学价值.《父亲》更象一座纪念碑,屹立在那个年代的人们的心中.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