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是巴金解放前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最初动笔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1946年底在上海完成.小说主人公汪文宣和曾树生是一对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夫妇.年轻时曾经编织过许多美丽的理想,希望能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办一所“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为国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但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花瓶”.汪文宣的母亲为了减轻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但汪母与曾树生婆媳关系不和,汪文宣夹在中间两头受气,且又患上肺病,家庭经济非常拮据.最后曾树生跟随银行年轻的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汪文宣在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病死,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昆明老家.两个月后,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但已物是人非,伤感不已.作家在小说中成功地塑造了汪文宣、曾树生、汪母这三个人物形象,深刻地写出了抗战时期勤恳、忠厚、善良的小知识分子的命运.
汪文宣是一个被不合理的社会所压垮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也是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读大学时雄心勃勃地希望通过办教育来改造社会,树有教育救国理想.之后他与同学曾树生恋爱、同居,可以想见他当年追求个性解放、蔑视传统礼俗的热情与勇敢.但是,现实生活彻底改变了他,使他成为一个唯唯诺诺,畏首畏尾的庸人.他的性格和心理已经具有了某种病态.他对周围世界充满惊惧,反应高度敏感,总是没有根据地胡思乱想和猜测.例如,他看见上级注视的目光,便疑心上司对他不满,听到上司说话,他也要琢磨半天,甚至连上级轻声咳嗽,他也要疑心是否有怪罪自己的意思.同样,他对自己与妻子的感情也是充满了担心,时常为猜测所苦恼,但却没有勇气与妻子交流.当他发现妻子在跟一个年轻男子一起走进咖啡厅时,他想问个究竟,却又“不敢迎着他们走去”,想等他们出来再说,又怕妻子难堪,也使自己难堪,最后犹豫再三,“只有垂头扫兴地走回自己的办公地方去了”.
巴金在《寒夜》中写出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的懦弱.巴金在《关于〈寒夜〉》一文中说：“关于《寒夜》,我过去已经谈得不少.这次在谈《激流》的回忆里我写过这样的话：‘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也在鞭挞自己.’那么在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身上本来就有毛病.我几次校阅《激流》和《寒夜》,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好像我自己埋着头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样.” 这种毛病是什么呢?他认为就是“作辑哲学”.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寒夜》继续着“五四”时代借描写爱情以思考知识分子“个性解放”的写作传统,深入探究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以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反观了“五四”新文化传统,显示了20世纪40年代知识者题材小说继承又超越“五四”的一面.
《寒夜》代表了巴金在小说写作上的最高艺术成就,尤其是在心理描写上达到很高的境界.如果说,巴金在早期作品里常常直接向读者一泻无余地倾吐其奔放热情的话,那么,在后期作品中,他则是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来表现人物丰富而复杂的情感.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赞托尔斯泰能够掌握“心灵的辩证法”,其实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巴金的《寒夜》.巴金在小说中紧扣人物的独特个性,较多地采用了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揭示人物的内心矛盾,充分发掘和描写了人物内心情感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尤其是常常抓住人物内心世界中两种对立的因素,从动态中加以剖析,写出它们的起伏消长.例如,对曾树生在赴兰州前夕内心“去”与“不去”两种心理因素,作者就写得真实、细腻、深刻,通过对人物内心两种心理因素反复碰撞的描写,把人物内心的痛苦表现得非常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