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为何被朱元璋杀害?（转载.出处不详）

胡惟庸为何被朱元璋杀害? 胡蓝之狱,也称胡蓝党案,是胡党之狱和蓝党之狱的合称,“胡”指胡惟庸,“蓝”指蓝玉. 自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君主制国家以来,宰相或丞相就是皇帝之下的最高行政长官,负责协助皇帝处理国家大政,位高权重.宰相可以是皇帝的得力助手,也可以对皇帝的权力构成威胁——历史上宰相篡夺皇权的并不罕见.朱元璋历尽艰险登上大位,他决不能容忍别人与他分享权力,他对身边的任何权臣都会严加防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他身边的任何权臣都面临着危险 胡党之狱又称为“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胡惟庸是谁?是中书省左丞相,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朱元璋为什么要到胡惟庸家里去呢?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这叫天人感应.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 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但仔细读历史,《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那么,既然胡惟庸没有正当罪名,又为什么会被杀死呢?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 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是什么意思?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消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消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我们说,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胡惟庸的案子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意思是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前面我们说了,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有人说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介绍来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一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消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什么“救时宰相”于谦、“奸相”严嵩、张居正,都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丞相或宰相,所谓的“崇祯五十宰相”,也不是真宰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的权力增大了,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与废除丞相制度同时,朱元璋对掌握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机构也加以改组,他下令解散原来的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大都督府,因为大都督的兵权太大了.他把大都督府划分为中、左、右、前、后五个都督府,即五军都督府,每个都督府都有一个掌握着一定兵权的都督.这样,统领天下兵马的大都督兵权就被瓜分了.每个都督的权力只有原来大都督的五分之一,不足以对皇帝构成威胁.并且五个都督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听命于皇帝,如果一个都督要造反,其他四个将会形成牵制；退一步说,即使有两个或三个都督串联起来要造反,也不太容易. 总之,将这些举动联系起来,都可以看作是朱元璋集中皇帝权力的一个完整过程,朱元璋的改革使得皇帝的位子坐得更稳了.从此,皇帝不再允许自己的权力分散,中国君主宗法制的专制?的追求似乎没有止境,因而对于权臣的防范也就没有止境,越到晚年,他的这种心态也就越严重.他感到年老体衰,他要为未来的继承者留下一个安全的世界,措施之一就是再次大开杀戒. 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爆发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 蓝玉也是定远人,本是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后来,他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重要将领.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参加西征后,他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杀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如此 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的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六十五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允才十五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有一则记载说,当初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惟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则更为孱弱,更令人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十五岁的孩子,没有任何政治经验,将来怎么能保证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所以,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有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胡蓝之狱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付出鲜血!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我们看,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他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则年已六十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赵翼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 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但在当时,明朝刚刚建立,中央集权的加强可以说保证了统一战争的完成,有利于抵御外敌,有利于保证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是,朱元璋的极端专制和野蛮杀戮,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