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词.名物化的主谓结构短语.一种揭发方法.与“面对面”相对,是制度规定的公开“告密”,在揭发人与被揭发人被分隔情况下进行.不同于美国职业篮球nba赛制的“背靠背”（back to back：连续两次）,指同样的对手（球队）两天之内在两座城市连打两场.
特指文革的运动中,组织参与者分别提供有关人（运动对象、候选者、嫌疑人）的情况（包括历史的、现实的；大事、小事,乃至因背景不清而能引发无穷联想的琐碎细节；公共事务、私生活）,发表针对他的意见、评论,而不与当事人直接见面的方法.这是运动的初级阶段,为后续的批斗做准备.具体做法,可以是小组会上的发言,口头的直接向组织者陈述,也可以是书面的材料.其时流行、倚重、常据以定案的外调,实际上也是一种广义的背靠背方法.
这种方法特许在单位范围内进行的有组织的揭发、批判,揭发、批判人无需负核实之责,主持人对揭发的基本态度是鼓励、支持、保护、相信.[注]揭发者的行为通常被看成对组织的相信、依靠,因为对组织应该无条件信任,无话不说,是一种亲社会行为.而不是背后打小报告,暗地使绊子、打黑枪的小人行径.而在现代刑事辩护学看来,不出庭的证人证言只能视为传闻证据（效用极低）,因为它无法揭示取证经过和具体背景,难以保证其可靠性、准确性.背靠背做法依据的深层观念是源于中世纪的有罪推定,只要不能你的证明无罪,就将其当做有罪对待（与现代保护被告的无罪推定——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主体有罪的情况下,只能将其当做无罪对待——背道而驰）；把举证责任归于处于不利地位的被告人.它认为程序公正是繁琐的资产阶级法学,只要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公正”,形式、手段是不重要的.
这种揭发方法的功能是,打消了人们在面对面时的不安、顾忌,使人无需为自己说的话负责；让他们为了表现积极,解脱自己,逃离挨斗、受惩罚的危险,陷于无穷的互相撕咬之中.即使有掌握政策认真的人要求严格质证,而未能证实,也只是“好心（相信组织、政治可靠）办坏事”.它纵容了人性恶的急剧膨胀.人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北岛）,这种揭发方法就是给卑鄙者发放并使人陷于卑鄙的通行证、方便之门.表面看上去比当时流行的面对面批斗（常常伴有被认合法的暴力场面）的形式易于控制,要文明一些.但是它往往是面对面批斗的前奏、准备和组成部分,并不能避免暴力使用的后果.
由于宁枉勿纵、左比右好的心理定势,相信并不放过所有揭发出来的问题,并采纳为证据进行批斗,或穷追猛打地追究,制造出“阶级斗争新动向”的新的兴奋点、丰富素材和紧张气氛.当事者对任何真实情况的说明、辩白,都被指斥为“不老实”、“狡辩”、“反扑”.尤其是这种揭发方法得来的材料被自动作为控方证据,在被揭发人没有基本人身权利、没有沉默权保护,被取消自我辩护的条件下,它的杀伤力特别大.对这种方法的肯定、采信,成为文革大量冤假错案的一个证据学上的制度根源.
[注]相类比较：武则天当政期间,采取严刑峻法,大肆诛杀异己.为了挖出、扑灭潜在的威胁,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匦(类似于“检举箱”),奖励告密.各地告密的人,不论贵贱,都可亲赴京城,沿途受到驿马和五品官的物质待遇.凡来告密者,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相互不得询问告密内容.
（参考资料：《危楼》第二章19,转自“榕树下”网站；田文昌《刑辩律师在大要案中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