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礼监掌印太监,是明朝十二监中最为威风的太监部门.司礼监,主要负责一些礼仪事务,但最让这个机构出名的还是“批红”的权利.明宣宗时期,明宣宗为了压制内阁的权势,设置了“票拟”“批红”两个部分,前者是内阁阁员拟定对事情的处理意见,然后请皇帝审批,由于皇帝审批用红笔,所以叫“批红”,然而明朝中后期的皇帝大都懒于政事,于是“批红”的权力落到了太监手里.司礼监秉笔太监,负责用红笔批示处理意见是否可以执行,这说明太监的权力已经凌驾于了大臣的权力之上.然而秉笔太监却不是说了算的,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要再次审核一次,如果认为可以,就盖上公章.如果认为不好,有权打回去重新批红.所以司礼监掌印太监是太监中的一号人物,如果大臣要反对也没办法,因为他们送上去的奏章都要经过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审核,他们告的人偏偏就是审核的人,所以当然必输无疑.如刘瑾、冯保、魏忠贤等人就是司礼监的佼佼者,他们可以说是权倾天下.但是出现这一情况的前提是：皇帝懒散.否则,皇帝可以收回审核的权利.比如嘉靖皇帝,把太监都当成了奴才,于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什么的都不敢胡作非为,一时权势被打压下去.而如果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了东厂掌印太监这个特务机构,那可以说是一呼百应,甚至可以压迫皇帝的力量,因为又搞特务政治又审核奏章,谁也搞不倒他们（某些人物除外,如斗倒刘瑾的杨一清及张永）,连皇帝都要乖乖听话.然而如果这个职位上的人被政敌斗倒,那么下场将会极为凄惨,因为如果下台,奏折不归自己管,自己的罪状将会十恶不赦也是正常的.当然,虽然司礼监掌印太监威风八面,但是有一个必须满足的条件：必须挨一刀当宦官.这就是“有得必有失”的道理.
司礼监秉笔太监 司礼监
洪武十七年（1384年）四月,朱元璋对宦官机构进行第一次调整时,增设了礼监司,其职权为掌宫廷礼仪.至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第二次全面调整时,司礼监的职权则改为掌冠婚丧祭礼仪、赏赐笔墨书画、督导光禄司供应皇宫筵宴等事务.这时,司礼监虽仍排列在内监之后,但新增加的掌御前勘合、内使出门马牌等机要工作,无疑已大大提高了其地位.
永乐时期,司礼监仍为宦官的一般衙门.但到宣宗朝,司礼监的地位开始得到提升.宣德四年（1429年）,特设内书堂,命大学士陈山专授小内使书,而太祖不许宦官识字读书之制从此废除.内书堂直属司礼监,其主要任务是为二十四衙门提供有文化的宦官.负责记录御前文字的太监和掌封进本章、发行谕批的文书房宦官亦均出自内书堂.
伴随着内阁票拟的制度化,司礼监秉笔太监“批红”的制度应运而生.票拟出现之后,依制阁票应由皇帝亲自批答,但实际上早在宣德时期皇帝已不能做到这一点.不久,代替皇帝批红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即应运而生.正统以后,每日所奏文书,除皇帝御笔批数本外,其他都归众太监拟照阁中票拟字样用朱笔楷书批写.与此同时,司礼监自身的权力和结构也进一步高涨和严密化.首先,司礼监将宦官各衙门的主要权力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举凡镇守太监的调派,同三法司录囚,提督京营、东厂等大权皆归属司礼太监.其次,在组织形式上,司礼监已形成为一个以掌印、秉笔太监为首脑的和内阁部院相对应的庞大的官僚机构.司礼监实质上成为内廷的另一内阁,其掌印太监实际已成为与内阁首辅对柄机要的“内相”.
内阁的设立是客观的需要,司礼监的势力则是出于皇帝主观的需要,尽管他们的权力被后人称为有宰相之实,但从制度上可看出内阁、司礼监都没有掌握独立的相权,而是被皇帝成功地分成两个部分,成为明朝皇帝集中皇权的两个政治砝码,它们各居一端,在皇帝的控制下,保证了皇权的集中和正常运行.即使皇帝疏懒、年幼或无能,这两个砝码也没有改变平衡机制的能力.明代大多数皇帝深居宫内,却能够维持统治,这不能不归功于这种平衡机制.有其利则有其弊,明代监阁体制在发挥其合理功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在国家政治方面产生出宦官之祸等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