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严格区别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界限.中国的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对官僚资本采取剥夺、没收的政策.对民族资本则是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最终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设想,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方式和步骤,最终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和平赎买.所谓和平赎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前,采取“四马分肥”的办法,即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利润分配分为四部分,工人们还要为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但这只占全部利润的一小部分,一般不超过四分之一,其余四分之三是为工人(工资福利)、为国家(税收)、为扩大再生产设备(公积金,其中也包含一小部分为资本家生产的利润)而生产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国家在对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拥有的生产资料,进行清理估价、核对私股股额的基础上,采用向资本家支付“定息”的办法,将资本家拥有的私股转为国家所有.所谓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 第二,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保证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进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谓低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委托加工、计划定货、统购统销、委托经销代销等.这时的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但它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具有社会主义萌芽的因素.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又分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两种形式.前者具有半社会主义的因素,后者则已经具备完全的社会主义因素.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由低级形式到高级形式的逐步推进,比较切合人们的认识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从而避免了因生产关系变化而造成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三,注意把对企业的改造与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在把私有制企业改造成公有制企业过程中,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仍然具有两面性,既有剥削工人获取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对民族工商业者,是把他们作为朋友,在团结他们的同时逐步地改造他们.毛泽东强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把所有的人都包下来.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人都包下来了.工商业者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要对工人说清楚,我们采取这个政策对整个民族是有利的,对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都是有利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的,不是手工业；给资本家付定息,是“楚弓楚得”、“肥水没有落人外人田”,是国家的购买力,是合情合理的.我们这样做,对亚非国家和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影响也很大.陈云也指出：“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存在一些缺点和失误,主要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间过于短促,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全行业公私合营过程中盲目集中、合并,造成某些产品品种单一,质量下降,商业网点太少,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不便；范围过宽,在运动高潮时,将一大批不属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其它劳动者也带人了公私合营企业,将他们当作资产阶级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