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会赚钱只是一半本事,会赚钱又会花钱才是大本事.”世界上会赚钱者不少,发财之后真正懂得花钱者不多,而其中的佼佼者更少.陈嘉庚认为经商赚钱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其最终目的是要将赚的钱都拿出来为社会办好事办大事,为社会培养大批有用人才,以便建设一个能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富强的新中国.从1910年参加同盟会到1961年逝世,陈嘉庚从事爱国政治、社会活动的时间长达51年.他几十年如一日,始终把个人命运和祖国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嘉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担起领导海外华侨抗日救国的重任.他担任“南侨总会”主席,领导南洋800万华侨,募集巨款,捐献物资,征募机工,以巨大的财力、物力及人力支援祖国抗战.1938年10月,陈嘉庚针对汪精卫对日妥协投降的活动,通过电报形式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了一份怒斥汪精卫对日求和的提案：“在敌寇未退出国土以前,公务人员任何人谈和平条件者,当以汉奸国贼论.”后该提案获大会通过并精简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对此,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邹韬奋曾指出：“这寥寥十一个字,却是几万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是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1940年,陈嘉庚率领慰劳团回国考察,他先后访问了重庆和延安.重庆“虚浮乏实,腐化堕落”,使他“绝无一项稍感满意”,而延安“政治良好、爱民如赤、勤俭为公”,使他“如拨云雾而见青天”.重庆和延安的鲜明对比,帮助他分清了是非,辨明了真伪.陈嘉庚开始动摇了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的信念,转而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他“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自此对共产党“一心仰俯,矢志不渝”.这是他人生的一次重大的政治抉择.1942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陈嘉庚领导华侨保卫第二故乡——新加坡.新加坡保卫战,华侨千余人组成的星华义勇军浴血奋战八天,重创日军.东南亚沦陷期间,陈嘉庚辗转避难于印尼各地.日军到处搜捕、打探,爱国侨胞不惜身家性命全力掩护,陈嘉庚才能化险为夷、幸免于难.《南桥回忆录》就是在避难期间完成的,里面详细记载了海外侨胞对祖国抗战的重大贡献.陈嘉庚辗转避难时期,身上始终藏着一小包氰化钾,随时准备以身殉国,表现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崇高民族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