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在初中学的,大概是1996-2000年时,应该是一篇为诗集作的序,有名的序里面引用了许多名句和典故,如：北冥有鱼,

假如没有祖父替我讲解“北溟有鱼其名为鲲……”,我不会在儿时便引起对海洋的幻想；假如没有复旦中学两位友人刘家树和李忠禄的鼓励,没有我们合办的壁报“五布河的一叶”,我不会燃起写作的愿望,不会走进30年代的“画梦录”,不会看见那旧社会废墟上的“火把”,不会驰骋于契诃夫的“草原”,更不会听见杰克·伦敦的“旷野的呼声”.
1948年初,我重读黎烈文先生译的“冰岛渔夫”,突然有了乘桴浮于海的狂想；抵达台湾后,在写作上常得黎先生的指导,当我彷徨于纽约的街头时,他又来信勉励,劝我改用英语写作.60年代台湾的大学教授的待遇微薄,黎先生身兼数职,对译著仍不遗余力,因过劳于1972年病逝台北,先生如知祖国的新世界出版社为我印书,当引以为慰,含笑九泉.
“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在北美的沙漠中,我是一株水土不服的故园里的橘树,我的诗篇不过是些苦涩的果实.20多年的怀乡梦,终于在1975年的夏天变成事实,无奈当时“四人帮”指鹿为马,焚书坑儒,九亿神州惨遭浩劫.但在那风雨如晦的时刻,各地的建设依旧屹立人间,光辉夺目.没有新中国,便没有长江大桥,黄埔江中便没有自造的军舰；没有新中国,乡村里便没有电灯,农民便没有独立自尊的人格；没有新中国,便没有核子弹,更没有今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我第二次回国是1980年的夏天,“四人帮”的乌烟瘴气已一扫而尽,全国人心振奋,寄厚望于“四化”的伟大建设.当我在成渝两地义务教学时,由于老友李忠禄的推荐,《诗刊》《红岩》《星星》《人民日报》《重庆日报》,都刊登了我的诗篇,多次承蒙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和重庆市文联热情招待,使我有幸认识了许多爱国爱党的作家和编辑……这些愉快的的经历使我永难忘记.
返美之前,我观赏了不少的古迹名胜；登峨眉,下三峡,和弟妹长姊们回到了一别35年的故乡,投宿在我祖先耕耘过的镇安场,那里地近刘家湾.暮霭中古墓累累,夜闻林竹萧萧,声如泉涌,独坐窗前,久不能寐,我有一种凄凉而又甜蜜的落叶归根的感觉.古语说狐死首丘,兽犹如此,人何以堪?
在我侨居海外的岁月中,虽有妻女的言笑,虽有异国友朋真诚的情谊,但在我灵魂的深处,仅有一扇开向祖国的小窗——我看得见故乡的朝晖夕阴,长江上点点归帆,也看得见门前慈母的眼泪,九亿多同胞朴质的善良的面孔.总有一天,我不再作枝上夜莺的哀吟,像沙翁诗中的云雀,我会一翅冲天,为泱泱大国的中华唱出我赞美的诗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