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尚书.诗经.国语.战国策有何史料价值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辨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又称《诗三百》.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貌,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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