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伽利略受到的限制要比今天的所谓科学标准好得多.今天的很多科学标准,是专家垄断,没有外界进入的机会.而伽利略当时有机会为自己进行学术辩论,但是他失败了：
当时“地球绕太阳”和“太阳绕地球”都有科学证据,而伽里略学说的破绽之一,是科学家探测不到“斗转星移”（Stellar Parallax）的现象.什么是斗转星移呢?这名堂十分吓人,其实意思很简单.如图一显示,假设星星 A 和星星 B 悬浮在太空中,我在地球表面之观察点 1 仰望星星 A 和星星 B 时,它们的距离好象十分接近,如果地球自转,即使我站在原地不动,我将会随着地球移动而去了观察点 2 ,由观察点 2 看同样两颗星星,它们的相对位置便会改变,由角度 Y 比角度 X 大就可以知道.换言之,如果发现有斗转星移的现象,那么地球转动就可以成立；假若没有斗转星移,地球应该是在固定地方.十六世 纪时天文学家泰高．巴希（Tycho Brahe）以当时最精密的仪器,去探测是否有“斗转星移”,可是看来群星的相对位置和距离好象没有改变,因此地球转动之说不被接纳.
事实上,科学的存在和发展中一个永恒的问题是标准与创新的矛盾.一方面,科学知识的出现必然形成相关的评判正误的标准,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出现的过程就是对原有标准突破的过程,因此也必然受到原有标准的限制或压制.这就需要我们更深刻地反思两种科学的悲剧：一种是推行错误的标准所导致的后果；另一种是肆意创新所带来的人道主义灾难.聂文涛面向基层医院适宜技术培训讲演中说：人类推行糖尿病“限制碳水化合物”饮食标准（John rollo标准）,到重新执行“高碳水化合物”标准（如北京协和医院标准）,这期间无数患者因为错误的糖尿病饮食治疗进一步丧失了健康.医学界要如何面对这样的情况?该讲演引发的强烈震动,正在于他提出了一个深刻的科学伦理问题.
斯蒂芬·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原文中的两段话：“（卡斯特里奥与加尔文）在这场战争中,存在着一个范围大得多并且是永恒的生死攸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不得不多次确定自由和权力间的界标.因为,如果缺乏权力,自由就会退化为放纵,混乱随之发生；另一方面,除非济以自由,权力就会成为暴政.”这两段话隐藏着这样的意思：（1）应该给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证明自己的权利,或者说一切反对异端见解的人必须提供证据；（2）所有持异端见解的人都需要证明自己的正确,而无需在此之前抱怨社会的不理解.（3）所谓科学发展的意义,正在于改变人类原有的认识.因此,选择错误是一种权利,否则就没有科学探索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