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介绍一下古希腊哲学中的智者派?

智者学派
“智者”是公元前5—前4世纪希腊的一批收徒取酬的职业教师的统称.他们以雅典为中心,周游希腊各地,对青年进行修辞、论辩和演说等知识技能的训练,教授参政治国、处理公共事务的本领.在公元前5世纪前,智者泛指聪明伶俐并具有某种知识技能的人,如荷马史诗提到雕刻匠、造船工、战车驭手时,都称为“智者”.后来,自然科学家、诗人、音乐家乃至政治家也被称为“智者”.著名的希腊“七贤”,在希腊文中就是“七个智者”的意思.到公元前5世纪,特别是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时代,“智者”虽有上述涵义,但多指专门以教授青年而获取报酬的职业教师.由于智者能言善辩及晚期智者的末流堕于诡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智者看成是歪曲真理、玩弄似是而非的智慧的人.因而智者在历史上又成为诡辩论者的同义语.对智者的研究,主要依据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等人有关著作中对智者活动、论断的记载与转述.
该学派的创始人是两个：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他们有不同的师承、不同的经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哲学观点,而也许居然没有什么材料能证明他们两人有什么个人的交往.然而,我们认为智者们除了职业相同外,在学术工作上还是有其它一些重要的相同之处的,如轻视理论、注重实际、公开的怀疑主义等.在学术方面,他们都把论辩术、修辞学提到教学的首位；其次,他们都对神的存在表示怀疑.因此,除了在语言学、修辞学、论辩学方面外,对于其它的学说,智者们都提出挑战,也就是说,智者们对传统的文化采取了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建立和发展了一门新学科,即语言学、修辞学.
智者们固然可以看成一个学派,但由于普罗塔哥拉的著作中大多数是修辞学方面的,只有几条有重要意义的哲学残篇；而高尔吉亚固然有较多的哲学推理,但他却只教授修辞学,因而所谓“智者学派”在哲学史上（而不是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就发生了问题.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有人把智者学派当作教育学派、文化团体来处理.
智者是古希腊哲学的启蒙主义者,这对当时整个希腊思想来说是这样,对于当时雅典的思想来说尤其组此.当时的启蒙主义不仅是智者,象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等同样是对保守的传统思想具有摧枯拉朽作用的思想勇士.但智者的职业使他们更象后来的人文主义者.他们虽然不大注重讲授自然科学知识（后来的希匹阿斯除外）,但他们注重实际利益的整个思想体系却在更早的时代体现了与后来人类思想发展上的某些相似特点.在智者的时代,他们的一切学问（伦理学、修辞学、论辩术）都蕴藏着一个哲学原则,一个思想体系、意识形态的原则,而他们都是个人主义的、怀疑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柏拉图不会把一个没有哲学原则的修辞学派当作自己的主要论敌之一.
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和智者学派.智者学派所处的时代是古希腊的全盛时期——伯利克里时期.伯利克里在牢固地掌握政权后,继承、发展了克里斯提尼的奴隶主民主制传统,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了多方面改革.他在雅典鼓励科学文化,重视建设,吸引了希腊各地的人才,使雅典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伯利克里本人以身作则,置家园以不顾,忙于政事,与当时的进步人士为友,拜阿那克萨哥拉为师,在政治上千方百计地保护他们,以便他们自由地发表意见,与保守的传统思想斗争.
奴隶主民主制首先是在奴隶主自由民中实行政治上的平等,凡雅典城邦的自由公民,人人都参与政事,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靠出身和权势,而是靠意见的正确来取得公众的信任.凡有兴趣、有才能的自由民,都可以参加各种科学文化活动、公开演讲、参加奥林匹克比赛、演出自己的剧本.为了保障贫穷的自由民也能参加政治文化活动,伯利克里还颁发了公职津贴和戏剧津贴.法律不再是君王的意志,也不再是传统的习惯,而是要写成文字,公立于众,使人人得以据理解释、运用.因此,法庭上的判决也不再靠对神起誓,而要靠据理力争,不再靠请专门的讼师,而可以亲自辩护.这一切,虽限于极小范围,即限于奴隶主内部,但比起贵族寡头制来说,仍不失为一幅美妙的社会图景.正是靠了这种制度,雅典为全希腊树立了榜样,成为古代科学、文化、哲学、经济繁荣的纪念碑.
这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在思想上必定出现百花齐放的盛况.那时并非没有矛盾、斗争,传统势力仍然很大,阿那克萨哥拉就因为说了太阳是火石差点送命,在伯利克里力保下被迫离开雅典,普罗塔哥拉也因怀疑神的存在,在雅典不能存身,但民主制在巩固,思想在解放.各种意见都有发表的机会.这个阶段预示着人类思想的大丰收,孕育着一个巨大的思想体系.现在,几乎所有的学者都公认,没有智者学派,就很难设想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个时期,出现了政治家伯利克里、历史家修昔底德、建筑家费底阿斯和戏剧家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多芬.他们每一个人都堪称伟大,而希腊民主制为他们提供了广大的宇宙,这就离结出丰硕果实为时不远了.果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几位古代欧洲智慧的巨星应运而生.
希腊智者学派是古希腊哲学前苏格拉底时期的最后一个学派,该学派处于民主制的极盛时期不是偶然的.古代智者学派的命运也就是古代希腊奴隶主民主制的命运.智者派的衰落反映了雅典民主制的衰落,古希腊早期的奴隶制度只有在斯巴达贵族寡头集权和雅典民主两种制度充分表演之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样一些大思想家才在前人的经验基础上进行大总结、大提高.这就象资产阶级革命经由意大利文艺复兴、英国和法国不同类型的革命和制度才产生康德、黑格尔这样在哲学上的大总结、大提高一样.经过总结、综合,总是比较全面的,要考虑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因而表面上看起来、康德、黑格尔不象洛克、卢梭、狄德罗那样激进,但在哲学的深度上却是他们的前辈所不能比拟的.历史的发展常常是不平衡的,康德,黑格尔失去了洛克、狄德罗激进的精神、活泼大胆的思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失去了智者们生动活泼的精神,虽然在哲学深度上成为古代的典范.
由于当时的雅典政府能够倾听每个公民对政治的意见,因此每个雅典公民（除妇女外）都有一种主人翁的感觉,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关心城邦大事,肯于也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勇于辩论,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反对甚至讽刺、挖苦自己认为错误的.他们都很自重,因为雅典公民是自由民,他们自己是独立的,有时甚至是自以为是的,但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做一个城邦的好公民.在他们看来,城邦的富强不是别人的事,而是自己的事,城邦的统一和自己的独立完全是一致的.为了繁荣富强,团结一致,他们也要克制自己不适当的欲望,这是自然的要求；他们也要学习、锻练,但这种克制是自觉的,这种学习、锻练是自由的.在作为一个好公民所必需的体力和智力方面的锻练中,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品种. 这就是古代雅典人民曾经一度有过的精神面貌,智者学派的学说精神正是反映了这种精神面貌,普罗塔哥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把当时希腊自由民的精神面貌作了精辟的哲学概括.这种概括个人主义的、相对主义的,最终会导致怀疑主义,但在当时却曾经是自信的、积极的精神写照.
智者们所共同从事的教育科目修辞学正是在这种总的精神指导下进行的.既然每个人本身就是事物的尺度,也就无所谓客观的、朴素的真理,而只有以修辞学——以语言的技巧来加强自己的论证,学习了这种技巧,可以使弱的论证变成强的论证.智者们在修辞学、语言学方面有相当的贡献,他们的论辩技巧在当时有很高水平.高尔吉亚用爱利亚学派自己的论辩方法,推出了与爱利亚学派相反的结论.
智者学派这种修辞学技巧一方面以个人主义、感觉主义为基础,另一方面以承认对立学说的必然性为前提.普罗塔哥拉认为对任何事物都可以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学说,在具体论证中进一步发挥了芝诺揭露矛盾的技巧.修辞学技巧侧重于择善而从,发展到极端,则无论真伪.这种观念同样也是公民大会上各抒己见,从纷繁对立的意见在中选择最有利的一种实施的现实反映.民主制不回避矛盾,而是肯定矛盾的合理性,使之充分展开,这种原则在希腊民主制全盛时期起过积极的作用.
哲学思想.智者没有统一的组织,政治态度也不尽相同,不是一个独立派别,但在思想学说上,他们的观点和基本倾向较一致,故有人把他们称为“智者派”.智者的基本哲学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1）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认识理论.他们接受了赫拉克利特的万物流变思想,肯定运动变化着的感觉现象的真实性,反对爱利亚学派否定感性认识作用的观点,但又走向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知识就是感觉,断言各个人的感觉都是真实的,对同一个东西,你感觉冷就是冷的,我感觉不冷就是不冷的,无所谓真假是非之分,把个人的感觉作为真理标准.普罗塔哥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该思想的典型表述.（2）素朴辩证法的思想因素.晋罗塔哥拉发挥了恩培多克勒关于感性事物是对立性质的混合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每一个问题都有互相对立的方面.高尔吉亚通过对“不存在”的三个论证,驳斥了爱利亚学派否认非存在的形而上学观点,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差别,接触到存在与非存在的联系与转化.（3）约定论的社会历史观.他们认为政治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既非自然有之,也非神意所造,是人类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是人们为了避免在互相残杀中归于毁灭而约定俗成的产物.普罗塔哥拉提出,城邦起源于人的“自保的要求”,正义、美德应属于所有人,法律和道德只有对人有好处时才能存在,才是真理.希庇阿认为,法律不是自然存在的,是人为产生的,是由僭主制定的,法律的强制性违背了人的自然天性.在特拉西马库看来,法律的公道是强者利益的体现.这些都反映了当时民主派要求冲破旧传统、旧观念的愿望.（4）对神的怀疑和否定.他们为了反对传统思想和宗教神话的束缚,力图贬低神的权威,否认神的传统形象.普罗塔哥拉提出,神不可知.人依靠自己的力量发明语言,造出房屋、衣服、鞋子和床,并从土里取得养生之资.普罗狄柯否认神的属性是不朽的,认为神不过是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想象出来的,人们因为看到太阳、月亮、河流对自己有好处,就把这些东西命名为神.克里底亚认为,神对人的命运是不关心的.
智者学派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的地位.古希腊民主制的兴盛使哲学思想由一元论向多元论转化,由一个中心向多中心转化,古代哲学家提出的始基由一种物质形态生化万物逐渐地转化为多种形态,由泰利士的“一”——水转化为恩培多克勒的“四”——水、土、火、气,再由有限的物质形态转化为阿那克萨哥拉的无限的“种子”.这种以物质为基础的多元论在古代的最高概括就是阿伯德拉学派的原子论.原子是“一”又是“多”,原子自满自足,没有空隙且独立,可相互结合生化为万物的形态,但本身是不变的.
如果把古代原子论从留基波到德谟克利特作为一个统一的学派来看,则不能否认原子论学说对智者学派特别是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影响.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正是原子论哲学基本原则在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每个自由民都是一个小“原子”,它有自身的独立性、自满自足、怡然自得,它拥有自己的全部独立性与别人发生关系,与别人结合为城邦,城邦人民之间固然需要协商,以便结合成为统一体,但在这个统一体中,每一个公民又是自由的,仍然不失去“原子”的独立性,它们无懈可击,每个人的意见都是真理,不仅应该容许发表,而且应该认真倾听和对待.这样一种封闭的原子各行其是,当然会发生碰撞,万物正是在原子的旋涡碰击中变化生长,矛盾、对立、冲突不可怕,都动摇不了每个人的坚强信心.“原子”有大小、有轻重,人有强弱,强者为王,正如大原子在撞击中推走小原子一样.但无论大小都是原子,无论强弱仍然为“人”,能者多劳,强者任重,这是自然规律,法律正是限制强者,免其滥用权力,而保护弱者的正当权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奴隶主自由“原子”式的民主制是一种不能持久的虚假现象,因为要维持这样一种“原子”式的生活必须要有相当的物质经济基础,而在古代奴隶社会,这个物质经济基础不是“原子们自己提供,而是由不是”原子“的奴隶提供的,这些奴隶不是“人”,当然不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本身是万物中之一”物“.因此,古希腊民主是奴隶主的民主,不是奴隶的民主,因而不是社会大多数成员的民主,更不是全体成员的民主,而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在这种条件下,所谓”民主“事实上极其有限,且常常被歪曲.“原子”事实上不是自满自足的,它要从外面供给衣、食、住、行,它们是“有闲阶级”,不事生产成为他们这批有文化修养的“原子”的必要条件.他们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而是一些“精神贵族”.用别人创造的物质财富来维持自己的自由,当然不会太久,于是古希腊民主制发生了深刻矛盾,这种矛盾很快发展成畸形的状态：大部分自由民日益贫困,物质财富高度集中于极少数大奴隶主手中,雅典城中一些自由民的生活甚至不如有些奴隶（特别是家奴）.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发生了深刻危机.
这种社会危机反映在智者学派后来的发展上,进一步显示出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恶果.早期智者宣扬相对主义和怀疑论,认为事物和真假是非以个人感觉为转移,把个人的意欲、要求说成是产生社会、吏治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决定力量,热衷于语言、逻辑的表面说服力,这是智者思想中的糟粕,这些糟粕都得到了恶性发展,理论上的多元论发展成各行其是、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以致助长了社会的分裂；学术上的修辞学、语言学变成了低级庸俗的文字游戏…….它势必陷入认识上的主观唯心主义.晚期智者对此加以发挥,醉心于玩弄概念和文字游戏,成为诡辩家.后来这些思想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消极影响,成为怀疑主义流派的思想来源,公元前4世纪中叶到前3世纪初的希腊哲学家皮浪曾竭力夸大智者的相对主义观点,走向了极端的怀疑主义.这一切使得智者学派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但智者思想中也包含着在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积极内容.它宣告了以宇宙生成为研究对象的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终结,开辟了由自然哲学向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转变的道路,从此,不仅自然现象,而且社会人生问题也成了古希腊哲学的课题；它探索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肯定了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揭示了思维与存在的差异,这一切标志着哲学研究的深化；它冲破了传统宗教神话的桎梏,否定了神对政治法律制度、道德风俗等人类社会生活现象的干预,强调人在自然力面前和在社会生活中的创造作用,具有明显的反神学意义；其约定论思想,是奴隶主民主派的理论基础,它不仅启迪了古代的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而且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论理论也发生了深远影响.
智者思想的积极意义和进步作用,曾长期被否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夸大个人感觉提出过正确的批评,但又拒绝肯定智者的贡献.后来许多思想家因袭这种偏见,断言智者不是哲学家,只不过是一群诡辩家和江湖骗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智者们常受攻击的一点是他们收学费、爱财,是智慧的商贩,甚至是知识的“妓女”.事实上,现代学者一致指出,当时一切教师,包括画家、音乐家、演员、修辞学家、体育家等都是收费的,至于智者中（尤其后期）出现一些以骗钱为目的的人,则与智者作为一个学派无关.黑格尔首先冲破这种陈言陋见,重新把智者引进哲学史并肯定其积极方面.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我们要把这个（即指“智者”——引者）坏的意义抛在一边,把它忘掉.相反地,我们现在要进一步从它的积极的方面,严格地说,即是从科学的方面,来考察智者们在希腊究竟占据什么地位.接着,英国历史学家格罗特(1794一1871)在其《希腊史》中论述了
智者对希腊文化的启蒙作用.从此,智者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在现代的学者中,全盘否定智者的人几乎设有了.由于原始材料的整理,智者由早期到后期的发展线索比较清楚,对于早期智者在希腊思想史上的重要性也更明确了.
为了从根本上维护奴隶制度,挽救这个制度免于崩溃,人们意识到民主制只是奴隶制的一种形式,人们想起了另一个类型——斯巴达的寡头制.许多人认为,与其七嘴八舌弄得没饭吃,不如立贤者为王,听他一个人指挥.这样就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这样划时代的人物.于是,强调“仁人”、“特殊”的智者学派被强调“普遍”,“共相”、“理念”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学派所代替.感觉主义、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主观主义为理性主义、国家主义、绝对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所代替.在希腊民主制衰落以后,希腊的奴隶制并没有崩溃,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开创了希腊化时期,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是该时期的早期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