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国的经济繁荣和金元外交 美国是2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繁荣”的典型国家.经济繁荣突出表现在工业生产空前发展,特别是汽车业、电气业、建筑业和钢铁业.1929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比重已达48.5％,超过了当时英、德、法三国比重总和的79％. 美国经济繁荣的原因有： 第一,2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的局面为美国经济繁荣提供了较好的国际政治环境；战后,欧洲各国恢复发展经济缺少资金,为美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有利的时机. 第二,大战中积聚资本,掌握世界经济霸权.战前美国就是经济强国,大战中,美国参战晚,本土又未受到破坏,美国垄断资产阶级通过向各交战国供应武器大发横财.美国由欠欧洲国家约55亿美元的债务国变成欧洲国家倒欠美国100亿美元的债权国,纽约也成为世界金融的中心. 第三,开展生产合理化运动,通过技术革新和机器设备更新,提高生产管理水平,降低成本,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增强美国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技术革命是美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第四,开拓市场,通过分期付款的方法,刺激国内消费市场的表面活跃；扩大对外商品输出,占据过去由英德控制的世界贸易市场.但是,在美国经济繁荣之中,潜伏着不可克服的危机：农业长期不景气,旧工业部门开工不足,大批农民破产、工人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欧洲各国经济恢复的完成,使美国的海外市场逐渐缩小等,使美国日益膨胀的生产能力大大超过国内外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生产与销售的矛盾日益严重,繁荣只能是暂时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政府就开始推行金元外交,战后美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运用金元外交,支配世界事务.战后,美国金元外交的重心首先是拉丁美洲,到1928年,20个拉美国家中已有14国被美国资本所控制；其次为东亚,美国的金元势力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扩张,引起同日本扩张的尖锐矛盾；再次为欧洲,通过为欧洲各国经济复苏提供贷款和解决德国赔款问题,加强对欧洲事务的干预.金元外交的推行,表明美国在掌握世界经济霸权的同时,力图在国际政治中取得支配地位. 中国 目前,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总体态势良好,主要呈现出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知识密集的大城市成为总部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 我国总部经济发展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人才、技术、信息等知识要素密集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重庆、南京、武汉等,成为总部经济发展的主要空间载体,总部经济发展较为成熟、规模较大、层次较高.例如,北京总部经济已初具规模,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国内大企业集团等总部聚集,有各类跨国公司地区总部42家,如ABB、爱立信、摩托罗拉、三星等,外商投资性公司153家,占全国投资性公司总数的50％以上；2007年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我国大陆22家企业入选,其中有18家总部设在北京,北京成为世界500强中国企业总部聚集数量最多的城市.又如,深圳市将《关于加快总部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作为2008年政府1号文件发布,表明深圳对于加快发展总部经济的高度重视.据统计,深圳现有企业总部350余家,其中本地企业224家,占总数的64%,如招商银行、万科、金地、华为等；同时深圳也吸引了沃尔玛、家乐福、飞利浦等一大批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等.同时,这些知识密集的大城市也逐渐发展形成了一些特色总部聚集区,如北京CBD、金融街、中关村、上海陆家嘴、重庆解放碑CBD、武汉公司总部区等,都成为城市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聚集区域.例如,北京商务中心区（CBD）以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为特色,聚集了世界500强企业102家、跨国公司600余家,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0多家；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有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在内的476家金融机构,有近300家有影响力的国内外大集团、大企业,其中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1家. 第二,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成为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随着在华投资规模的扩大和经营重心的转移,越来越多跨国公司在我国设立地区总部及研发中心、营销中心等职能性总部,以管理控制其在我国甚至亚太地区的分公司、子公司、办事处和其他相关机构.截至2006年底,经国家商务部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有40多家,外资研发中心超过800家.除商务部外,一些地方政府也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进行认定,截至2007年底,上海市共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84家（其中商务部认定的地区总部16家）,投资性公司165家,外资研发中心244家.根据商务部发布《2005～2007年跨国公司对华产业投资趋势调研报告》,82％的跨国公司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在研发投资方面,有46％的企业倾向于建立独立的研发中心.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亚太总部迁到我国,如德国博世集团亚太总部从日本迁到上海,摩托罗拉亚太总部从新加坡迁到北京等.未来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继续提升,加之我国丰富且相对廉价的人才、科研等资源条件,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我国投资并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大量向我国转移的跨国总部资源,无疑将成为中国总部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推动力量. 第三,中小城市企业总部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双向流动”趋势日益明显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深,大城市在规模快速扩张过程中,空间资源日益紧张,生产制造成本快速上升,一大批制造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将制造基地从大城市向郊区县甚至外地迁移,但仍把企业总部和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留在大城市,以利用大城市知识要素密集的优势.例如,联合利华将生产基地从上海迁到合肥；上海大众将赛欧生产基地移至山东烟台、桑塔纳生产基地迁至江苏仪征；北京爱慕内衣将生产基地全部迁到吴江；等等.生产制造环节从大城市外迁给企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据了解联合利华把生产基地转移至合肥后,因运输成本、员工工资成本下降和生产整合效率提升,综合成本较原生产基地下降了30%. 同时,中小城市由于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大城市存在着较大差距,在聚集高端人才等知识要素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企业的发展壮大面临着知识要素缺乏的瓶颈.有不少企业将总部或研发、营销等高端环节向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迁移,以寻求更好更快的发展.例如,经纬纺机总部从太原迁到北京、吉利汽车总部从宁波迁到杭州、二汽集团总部从十堰迁到武汉,杉杉集团总部从宁波迁到上海,蓝星集团总部从兰州迁到北京；等等.总部等高端环节向大城市搬迁使企业发展动力更加强劲,蓝星集团总部迁京后,集团资产从1996年的5亿元增长到2005年的300亿元,10年间企业资产就扩张了60倍. 中小城市企业总部向大城市迁移、大城市企业生产基地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种“双向流动”趋势在大城市和中小城市、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之间形成了总部经济“总部—制造基地”链条,既有助于解决大城市产业优化升级、城市功能提升和经济转型问题,又有助于中小城市突破信息、人才、技术等知识要素匮乏的瓶颈,实现经济快速发展. 第四,区域性“总部－制造基地”合作模式初步形成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是我国经济中最具有发展活力的经济圈,也是我国总部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域,三大区域内已经形成了初具规模的“总部－制造基地”分工合作模式. “长三角”经济圈总部经济发展较成熟,“总部－加工基地”区域合作模式基本形成,即以上海为核心,重点发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以江苏、浙江的扬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制造基地,形成了较完整的区域产业链和功能链.例如,围绕IT产业,上海形成了高水平的芯片设计、测试等企业总部、研发中心,苏锡常地区发展成为IT产品生产制造基地,无锡则形成“日资高地”,侧重于通信和PC相关零部件的生产.又如汽车产业,据统计,上海作为我国汽车产业第三大基地,诸多汽车零部件、汽车紧固件供应商中,有90％来自近邻江苏、浙江；在上海大众轿车共同体名录中,176家成员单位中大多数是苏、浙企业. “京津冀”经济圈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的“总部-制造基地”模式,极具发展前景.“首钢”是京津冀“总部－制造基地”分工合作模式的典型案例,首钢涉钢产业整体搬迁到唐山曹妃甸工业区,总部仍留在北京.首钢搬迁后将建成一个具有国际先进水平、2010年产能达800万吨规模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钢铁精品生产基地,加上对唐山相关产业的带动,首钢搬迁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相当可观. “总部-制造基地”空间分离的企业布局模式,能够使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由传统的产业合作、产品合作,向产业链的管理决策、研发、营销等价值链高端环节与生产制造环节等不同区段的功能合作、功能配套拓展.我国区域性“总部－制造基地”合作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能够使区域内不同城市的产业定位进一步明晰,而且能够使区域内各城市间的合作更加深入,从而不断提高区域的整体创新能力和综合竞争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