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亚洲的许多国家都是小农经济,为什么唯独中国的封建社会持续的这么长?

　　一,经济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说一种制度的长久是与他们国家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国作为一个古老国家,早在春秋末期就走上了封建道路,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儒家思想又倡导以农为本,统治者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这样在中国长期存在自己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
　　中国地大物博,因此从奴隶社会末期便产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称“自然经济”或“自给自足经济”. 自然经济是与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相适应的.在中国,从原始社会末期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一直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虽有某些发展,但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从属地位,对自然经济起着补充作用.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是在许多经济单位（如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庄、奴隶制大庄园、封等）内部完成的.这些经济单位自成体系,从事各种农产品和手工业品的生产.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是自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些彼此处于分散、孤立状态的封闭型的经济单位,自给自足,和外界很少发生经济联系.它们的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所以,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和闭关自守就成了自然经济必然具有的特征.中央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一直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将广大劳动者束缚在土地上是社会缺乏了一种冒险精神,这就便于统治者的统治,似的封建制度得以长久存在.
　　与中国相比,西方统治者则没有那么幸运,西方小国寡民且资源不足,所以西方人很早就学会了经商,用橄榄油到别的国家去换自己需要的东西.国家也鼓励人们在这一方面.西方人因此早就了敢于冒险的精神.
　　二、 政治体制
　　中国长期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中央或者说掌握最高权力的人是社会的主宰.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也符合他们的心理.同时中央决定一切,地方基本上听命于中央,这样,全国也基本一体.在西方,政治体制很长一段时间,很分散.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管理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就形成了已中央为主的许多地方机构,统一由中央发号使令.形成了中央集权.
　　由于西方城邦小国寡民,需要参议的是也比较多,所以西方形成了比较“民主”的制度
　　三、地理环境
　　中国是大东亚文化的核心,周边国家都是中国的附庸,唯中国马首是瞻.在西方,民族主义特别强烈（并不是说中国不强烈）,始终没有出现一个太强大的国家,一国的改革影响到了别国.
　　中国所处的东亚大陆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中国的主流政治区域乃是中原,打开地图可以看到中国主流政治区域内的大山多为东西走向,两条大水系亦为东西走向,这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诸民族的联系与交流,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再就是有一个鹤立鸡群的华北大平原,也就是我们说的黄河中下游流域.中华民族是从这个平原上发展壮大的,在这个平原上,没有明显的天然地理障碍.谁统治了华北大平原,也就等于谁统治了东亚大陆.随着统一进程的深入,中原主流文化开始向淮河（亦为东西走向）平原及长江中下游平原发展.以汉民族为主的汉文化在偌大一个没有天然障碍的平原上建立一个强大统一（包括地域,政治,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农耕式帝国!整个东亚地区在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对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因此东亚大陆的历史以大一统为主线.
　　由于有着一个高度统一的国体,必须要一种高度集权的政体与之相适应,因此封建制度在中国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绵延2000千之久.在那个商业交换不充分的农业时代,维持大一统社会的最佳办法就等级制度.因此等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成为东亚大陆社会矛盾的历史主流.
　　西欧大陆的山系是呈现放射状分布的,地理形状是分散的.日耳曼人所处的中欧大平原,早期不适合农耕,属于游牧民族,就像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入侵中原一样,形成了一个日耳曼入侵西欧大陆的历史过程.西欧大陆的地理分散的特点,与东亚大陆不同,不利于形成一个有着统一思想的强势帝国而易于形成不同的民族及其独立的思想,因此欧洲政治上的统一总是暂短的,分裂总是长期的.
　　正由于这个原因,西欧大陆上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强势的政权来维护封建制度的高压统治.相反更促进独立民主的思潮涌现.从而导致了西欧的封建制度较中国发展完而且很不完善!由于没有高度统一的封建王朝同一各民族的思想,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大于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之间的征战和压迫,激发出了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内部人人平等的基督教学说的传播,并成为后来启蒙运动人权主义的思想资源.
　　四、 思想因素
　　文化作为社会生活的三大领域之一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政治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下儒家思想占据着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儒家思想强调大一统,强调等级制度.要求所有人都按照礼制规定,贵贱有等,上下有序,各出其位,各称其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所指出的,儒家有些地方尽管迂腐繁琐.“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儒家的伦理原则与政治原则是浑然为一体的,可称为伦理政治.
　　先秦时期,儒家是作为一个学派参加学术争鸣的.汉朝的尊儒实际上是突出儒家思想中维护正统秩序这一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道教广为流行,儒家失去独尊地位,但仍是封建思想的正统.从唐朝开始,儒佛道合一的思潮开始形成.在合一的过程中,儒仍是为主的,因为维护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的绝对服从关系是永恒不变的正统学说,这一正统学说始终被认为是主流.
　　唐以后,尤其是宋以后,中央集权日益加强,皇权迫切需要一种能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和为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服务的精神力量.儒家关于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强调君权、父权、夫权,这正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所需要的.于是合一的思潮中,儒家思想一直居于中心位置.宋以后人们的思想大受禁锢,即使社会上存在种种矛盾,但维护社会秩序,也就是维护既定传统的思想使得各种不满现实的力量在心灵上受到束缚,正如“一个人长期囚禁在幽室,必然苍白失色,一株树生在大石缝中,其根枝必定盘结扭曲.儒教压制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抬头”
　　正因为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尤其是在宋朝以后占据着统治地位,所以连明朝后期起传人中国的天主教,也试图儒学化 .可见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之中大.
　　与中国儒家思想相反,西方思想崇尚自由,追求平等.自13世纪末开始西方便进行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等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提倡人性,歌颂人性的光辉,打开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使人们为追求自由而奋斗,在这种先进思想的引导下人们不可能安于封建制度的残酷统治,封建制度也难以像中国的封建制度那样存在两千多年.
　　三,宗教因素
　　在中国是宗教服务于政治,或者服务于最高统治者,而西方是宗教压迫政治,政治是宗教的附庸.
　　梁启超说：“中国人迷信宗教之心,素称薄弱,《论语》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盖孔子之大义,浸入人心久已.”在这段话中,既指出中国人宗教观念淡薄这一特点,同时也找到了产生这一特点的原因.中华民族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以前,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人们只是相信“天命”,信奉天上和地上的神祇,信封最高的神灵上帝,因为人的生命吉凶全操在上帝和神祇的掌握中,因而乃有命运的信仰.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孟子乃主张“修身以立命”,中国人从古到今都怕得罪上天,孔子曾经说：“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天命的思想,又造成中国政治制度上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皇帝受天命而王,代天行道,每一位皇帝在继承皇位时,必定说自己是“承天启运”,因而自称天之子.这种近似宗教,又不是宗教的天命思想,从先秦至秦汉,已牢牢地占据了中国人的心灵.周代以来还有一种思想左右着人们,那就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皇帝在代天行道的同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德政如何,如果不好就要受到上天的惩罚,这种传统思想长期影响着中国人,使之对现世现实十分关注,而不像西方或其他名族那样竭力去探讨死后灵魂永生的问题.英国近代著名汉学家道格拉斯曾说,中国人不需要宗教,是因为他们已经受教于儒学,这个观点与梁启超的观点相一致,是正确的.“儒学的伟大之处也就在于此,儒学不是宗教却宁取代宗教,使人们不再需要宗教.”所以,宗教在中国从未占据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封建统治阶级利用宗教,但又不为宗教所左右,他们始终将神权限制在王权之下,而不允许神权与王权平起平坐,更不能使其凌驾于王权之上.而西方的封建社会,基督教占据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却长达千余年.正因为中国大众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热情,所以,“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并没有发现诸如十字军那样的宗教战争的痕迹,也没有发现诸如在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当中令新教和天主教双方都大为丢脸的那种宗教迫害的痕迹”.
　　封建制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在中国与西方都曾出现过,但是中国的封建制度存在了两千多年而西方则只有短短的几百年,这其中有经济这一决定因素,除此之外还有政治体制,地理环境,思想文化,宗教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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