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眼中的鲁迅先生
l 藤野严九郎：鲁迅逝世后,藤野先生也写了一篇回忆鲁迅的文章,发表于昭和十二年（1937年）三月号的《文学案内》上.以下是该文的译文..周君身材不高,脸圆圆的,看上去人很聪明.记得那时周君的身体就不太好,脸色不是健康的血色.在仙台,因为只有周君一个支那人,想必他一定很寂寞.可是周君并没有让人感到他寂寞,只记得他上课时非常努力.在我的记忆中周君不是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周君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总共只学习了一年,以后就看不到他了,现在回忆起来好象当初周君学医就不是他内心的真正目标.据说周君直到去世一直把我的照片挂在寓所的墙上,我真感到很高兴.我虽然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但我所作的只不过是给他添改了一些笔记.因此被周君尊为唯一的恩师,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少年时代我向福井藩校毕业的野坂先生学习过汉文,所以我很尊敬支那的先贤,同时也感到要爱惜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这大概就是我让周君感到特别亲切、特别感激的缘故吧.深切吊唁把我这些微不足道的亲切当作莫大恩情加以感激的周君之灵.——《忆周树人君》
l 老舍：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是从他的著作中见到的,我没有与他会过面.当鲁迅先生创造出阿Q的时候,我还没想到到文艺界来作一名小卒,所以就没有访问求教的机会与动机.[先生的信须由一家书店转递] 有人说我是“鲁迅派”,我当然不愿承认,可是决不肯昧着良心否认阿Q的作者的伟大,与其作品的影响的普遍.看看鲁迅全集的目录,大概就没人敢说：这不是个渊博的人.可是渊博二字还不是对鲁迅先生的恰好的赞词.我却准知道鲁迅先生的爱护青年与好管闲事是值得钦佩的事,他有颗纯洁的心,能接近青年；他有奋斗的怒火,去管闲事.至于爱管闲事,的确使鲁迅先生得罪了不少的人.他的不留情的讽刺讥骂,实在使长者们难堪,因此也就要不得.中国人不会愤怒,也不喜别人挂火,而鲁迅先生却是最会挂火的人.假若他活到今日,我想他必不会老老实实的住在上海,而必定用他的笔时时刺着那些不会怒,不肯牺牲的人们的心.在长者们,也许暗中说句：“幸而那个家伙死了.”可是,我们上哪里去找另一个鲁迅呢?我们自惭；自惭假若没有多少用处,让我们在纪念鲁迅先生的时候,挺起我们的胸来吧!他会怒,越怒,文字越好.文字容易摹仿,怒火可是不易借来.他的旧学问好,新知识广博,他能由旧而新,随手拾掇极精确的字与词,得到惊人的效果.你只能摘用他所用过的,而不易象他那样把新旧的工具都搬来应用,用创造的能力把古今的距离缩短,而成为他独有的东西.他以最大的力量,把感情、思想、文字,容纳在一两千字里,象块玲珑的瘦石,而有手榴弹的作用.——《老舍看鲁迅》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六
l 郁达夫《怀鲁迅》：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 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 家.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
l 《徐懋庸论鲁迅》：先生的生前,虽然发言行事,不无看错的时候,但即使是错误,也从一种十分纯正的立场出发,绝没有卑劣的动机.他观察人物,判别友敌,纵然不一定正确,但他那爱护战友,憎恨敌人的坚强的伟大精神,是一贯的.“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
l 茅盾：不但要从他的遗著中学习文学创作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学习他们的斗争精神.他的斗争精神,在嫉恶如仇这一点上还是大家能够学得到的,但是他的治学的勤奋,不顾健康地努力工作,忘掉了自己地为民族为被压迫者求解放,却不是我们说一声“要学”就能立刻学到.——《如何永久纪念鲁迅》
l 毛泽东《我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终生不曾见到过鲁迅,鲁迅也终生不曾见到过毛泽东.在这种互未谋面的情况下能够做到心心相通,主要是在共同的事业和共同的理想的基础上所形成的高度思想交融与人格景仰.另外一个不可低估的因素是,冯雪峰为毛泽东与鲁迅的相知起了搭桥的作用.1925年,冯雪峰在北京大学旁听学习.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很需要得力的干部,他读了雪峰的新诗非常喜欢,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雪峰,希望雪峰能到南方去工作.雪峰当时正迷恋于文学,陶醉于“湖畔”,结果未去广州.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不少人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正是此时,冯雪峰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受党安排,在上海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此时,在上海的文坛上正发生着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争论的双方,一方是太阳社、创造社,一方是鲁迅.在争论中,太阳社、创造社把鲁迅、茅盾等一些新文学作家当作革命文学发展的障碍加以批评,宣布阿Q时代过去了,鲁迅思想已过时.论争初期,冯雪峰就十分关注,他对一些革命者盲目地参与对鲁迅的批判表示不满.1928年,他以画室的笔名写下了《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表示了对鲁迅的支持态度.“我们在鲁迅的言行里完全找不出诋毁整个革命的痕迹来”.因此,他认为,创造社对鲁迅的攻击是由于向来狭小的团体主义的精神,是十分要不得的.鲁迅自然注意到了这篇文章.以此为契机,冯雪峰的朋友、与鲁迅关系很好的左翼作家柔石便把他引见给了鲁迅.[鲁迅先生的老规矩,对于初次见面人,话是极少的.随着见面的增多,鲁迅的话也多起来了.]当时两人都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就成为谈话的热点.雪峰迁入景云里后,去鲁迅家更勤了,往往晚饭后,他在晒台上一看,如果先生处没有客人,他就过来谈谈,说是谈谈,其实主要是谈工作.他与鲁迅合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共出8种：其中雪峰译的4种,鲁迅3种,几乎占了丛书的全部.鲁迅和冯雪峰的友谊,也在这样愉快的合作中加深了.当时雪峰还从事地下党工作,经济十分拮据,常靠朋友接济.鲁迅就用预支稿费等办法资助他.他们常作深夜长谈,从上半夜直谈到下半夜两三点钟.谈话中,雪峰甚至可以“强迫命令”先生.鲁迅对这种“强迫命令”是感觉到了的,但并无反感,而且还赞许地说：“有什么办法呢,人手又少,无可推诿.至于他,人很质直,是浙东人的老脾气,没有法子.他对我的态度,站在政治立场上,他是对的.”于是,共产党组织就委派冯雪峰——一个能够影响鲁迅的人,作为本党与鲁迅之间的联系人了.1933年秋冬之间,冯雪峰在上海被特务盯梢.由于他已暴露,党组织决定让他暂离上海.12月底,冯雪峰抵达江西革命根据地、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瑞金.1934年初,毛泽东为了筹备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从汀洲回到瑞金,住在沙洲坝.冯雪峰很快见到了毛泽东,向他汇报上海的工作和左翼文艺阵营的活动,特别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鲁迅先生的情况.毛泽东对冯雪峰讲述鲁迅的事情尤其感兴趣.,冯雪峰告诉毛泽东,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泽东对冯雪峰说：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他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力量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很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该读一读《阿Q正传》.冯雪峰向毛泽东讲述了上海的党组织希望鲁迅将苏区的斗争写成小说,由他陪着陈赓将军到鲁迅家里.陈赓讲述了红军艰苦英勇的战斗,谈了一天.鲁迅非常重视这次谈话,以后一再提及,认为确实比《铁流》、《毁灭》里写的生活更动人,打算继续搜集材料,并深以自己没有实际感受为苦恼.冯雪峰继续说：“‘独立房’(当时中央局所在地)有人主张请鲁迅到苏区来.”毛泽东微微摇头说：“真是一点不了解鲁迅!”冯雪峰所说的“独立房”的主张,是在一次闲谈中“随便”说起来的.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苏区,谈论在上海的左翼文艺运动和鲁迅是经常的话题.有一天,张闻天、博古、冯雪峰在中央党校谈起中央苏区一些部门的工作情况.张闻天说到有人反映教育部门的工作忙于琐碎的事务主义,打不开局面,应该充实该部的领导.博古提议,可以让鲁迅来当教育人民委员,主持中央苏区的教育工作.冯雪峰不赞成博古的意见,认为博古不了解鲁迅,低估了鲁迅在白区文化工作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还是让瞿秋白来主持教育工作为好.张闻天赞同冯雪峰的意见；随后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也认为：“鲁迅当然是在外面作用大.”冯雪峰将鲁迅不想离开上海,谢绝到苏联去,认为在岗位上,总能打一枪两枪的想法,原原本本地告诉毛泽东.毛泽东听了很感动.他说,这才是实际的鲁迅!一个人遇到紧要关头,敢于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坚决将艰巨的任务承担下来,是符合人民愿望的最可贵的品格.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多次濒临危亡,终于能够维持不堕,就因为人民有这样的品格,这点在鲁迅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此时,毛泽东已被“左”倾机会主义者调离红军,被排斥在中央领导之外.正受到王明势力的冷落、打击,而冯雪峰讲述的鲁迅,恰恰在上海对王明等人的做法一直表示不满和抵制.以冯雪峰为媒介,毛泽东和鲁迅在感情上有了沟通和共鸣.作家李辉写道：不可低估这一共鸣在毛泽东内心的影响.一个人,即使伟大政治家也不例外,当他身处逆境时,当他被误解、被冷落的时候,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共鸣,最能给他以温馨.他会从一些细节中,一些言谈话语中,寻找到精神的知己,并以此来充实自己,来加强自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