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王者,威加四海；一世英雄,气盖寰宇
——浅析《史记》对项羽与刘邦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历史著作,同时是我国第一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的文学著作.从历史的角度讲,《史记》开创了我国古代两千多年纪传体的历朝“正史”的先河；从文学的角度讲,《史记》第一次运用丰富多彩的艺术手法,给人们展现了丰富多彩、各具个性的历史人物.《史记》“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在这一百三十篇中刻画了帝王将相、谋臣策士、游侠商贾等不同阶层、不同类型的众多人物形象,在这一百多个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中,或许这两位人物是最让人记忆深刻,不能忘怀的——西楚霸王项羽、汉之高祖刘邦.
在《史记》中,司马迁运用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更充分、集中地刻画历史人物形象,较完整地写出人物一生的命运,赋予了历史人物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太史公的笔下,我们看到的项羽、刘邦,虽然同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却具有着迥然不同的人物性格以及人物命运——沛公刘邦,机智果断,能屈能伸,贪财好色,狠毒阴险,最后威加海内,成就一代宏业；西楚霸王项羽,率直磊落,勇武过人,刚愎自用,寡谋轻信,最后自刎乌江,失去一生霸业.太史公以细腻的笔触精致地雕琢刻画出了两人复杂的人格特征.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善于将人物置身于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他们各自的行为显现个性特征.如在《鸿门宴》中通过展现紧张、复杂的矛盾冲突,揭示了项羽与刘邦两人的不同性格.先看项羽,当曹无伤派人将刘邦“欲王关中”的野心告诉给项羽时,项羽大怒,准备“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可是在鸿门宴上,刘邦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席温顺言语对项羽讲过之后,他不但不杀刘邦,而且竟然说出“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幼稚、轻信,缺乏最起码的政治斗争的意识,是个莽撞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樊哙进来保护刘备,进来后“披帷西向立,瞋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这种剑拔弩张的情势,项羽丝毫没有看出来,反而称赞樊哙是个壮士,并赐给酒食.再看刘邦,当得知项羽要来攻打时,虚心听取了张良的建议,想利用项伯度过难关.刘邦问张良何以与项伯有故,了解关系的深浅,考虑是否靠得住.接着又问项伯的年纪,想出一套逢迎项伯的办法.精细老练、会拉拢人、会利用人,表现出刘邦机智权变的性格.刘邦鸿门宴脱险后,立即诛杀了内部的叛徒曹无伤；可是,项羽对项伯的通风报信、吃里爬外的做法不闻不问,表明两个人政治警觉的差异.通过这个戏剧性的情节,成功地展示了项羽和刘邦两个历史人物的个性：一个豪爽、无谋和轻敌；一个机智、老练和精细.
《史记》善于通过一些细节琐事展示人物性格,看似闲笔,但却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在《鸿门宴》中,“项王、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刘邦北向坐,张良西向侍”的座次,表现了项羽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的性格弱点.又如在韩信平定齐国后,派人向被敌围困的刘邦请求封他为假齐王时,刘邦很生气,《史记》记载：“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与自立为王!’”可是,当张良、陈平一蹑其足,他立刻就醒悟过来了,马上话锋一转,“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为假!’”“复骂”得多么妙,一点痕迹都没有.但诚如清代何焯所说：“人见汉王转换之捷,不知太史公用笔入神也.他人不过曰‘汉王怒,良平谏,乃许之.’”正是太史公对这两个细节的客观描述,显示出了刘邦的头脑机警；也表现出了刘邦的雄才大略.这也恰恰正是他最后能战胜项羽、统一中国的才识和性格上的原因.
通过人物的对话和独白,成功地显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征.如《高祖本纪》写刘邦与项羽对峙于荥阳时,项羽的部下一箭射中了刘邦的胸口,而刘邦当时竟“乃扪足曰：虏中吾趾!”这生动刻画了刘邦那种聪明绝定,那种像是条件反射一样迅捷而自然的随机应变,同时又是“恢宏大度”、好骂人、好调笑的性格.又如写刘邦和项羽都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景,项羽在观看秦始皇渡浙江时,脱口而出说：“彼可取而代之也”,显示出了他的雄心壮志,又看出了他的无所顾忌,心口如一的坦率性格.而当刘备在咸阳看到秦始皇出行的场面时却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说得委婉曲折,垂涎于至尊之位的心思也揭示无遗.
司马迁在刻画人物时,常采用对比描写的手法,多角度烘托主要人物的性格.还是以《鸿门宴》为例——在鸿门宴上,项羽在杀不杀刘邦这件事前后不一的态度上,反映了他的有勇无谋和优柔寡断；另一方面是项羽与刘邦的对比,反映了项羽的盲目自尊和夜郎自大的心理；再次是项羽与范增的对比,如结尾对刘邦所送礼物的不同表现：项羽安然收下,范增摔在地上,并用剑剁碎.范增的坚决果断,反衬了项羽的优柔寡断、自命不凡；范增的老谋深算,更体现出项羽的幼稚轻率、不善权谋.
司马迁善于运用多维透视的手法刻画人物,使他笔下的人物显露出多方面的性格特征,使人物形象血肉俱全,丰满立体.如司马迁塑造的英雄人物项羽具有多重人格.他喑恶叱咤,又言语呕呕.他爱人礼士,又忌贤嫉能.他是残暴的,焚烧咸阳,坑杀俘虏；他又是仁爱的,鸿门宴是有恻隐之心,不杀刘备,还顾虑百姓疾苦.他有时与部下同甘共苦,分衣推食；有时又吝啬,已经刻好的官印不肯发给功臣,放在手里把玩.至于和虞姬悲歌唱和的场面,则兼有风云气势和儿女情长.
为突出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倾向和主要性格特征,《史记》常用“互见法”.所谓“互见法”就是关于某一历史人物的部分材料,不放在本传中去写,而是移植到其他相关的人物传 记中,其主要目的是从对某一历史人物的基本认识出发,将材料加以有意识地安排和剪裁,以使他们服从于对某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如《项羽本纪》,为不损害他的英雄性格,把他许多政治、军事上的错误放在《淮阴侯列传》中去写,韩信对刘邦说项羽：匹夫之勇、迁逐义帝、失天下之心、妇人之仁.又如《高祖本纪》主要写了刘邦的发迹史,以及他的雄才大略、知人善用,对他的很多弱点则没有充分展示.而在其他人的传记中,却使人看到了刘邦形象的另一些侧面.《项羽本纪》通过范增之口道出刘邦的贪财好色,《萧相国世家》、《留侯列传》表现出他猜忌功臣等等.
司马迁对现实的自觉干预和他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以及包括他个人对身世遭遇在内的个人体验,使他在以理性批判的态度叙述和评价历史人物的同时,常常直接和间接地移入自己的主观情感.他除了在《史记》每一篇传记结尾添加“太史公曰”,直接、明确地表达他对历史人物所持有的看法和评价之外,还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寄托自己对人生的感慨.如在《项羽本纪》中,项羽在垓下之围中,夜闻四面楚歌,于是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同时在《高祖本纪》中,刘邦衣锦还乡,与父老子弟纵酒,慷慨伤怀,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两人虽然是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下怀着不同的心情歌唱,表达了不同的内心感受,但都可以显现出太史公对两个人物所倾泻的情感.这种动人心弦、移人性情的效果并不是一般史书所能达到的,这正是司马迁一书所特有的成就,是它为视为传记文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矛盾设置,细节描写,对话、独白、人物对比和多维透视、互见法等多种艺术表现手法来刻画人物性格,使历史人物形象化、个性化以及更具有感染力.在太史公的笔下,两位历史人物风云际会：一代王者刘邦,威加四海；一世英雄项羽,气盖寰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