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报告文学理论中,真实性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研究报告文学的基础.从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真实性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被提出来讨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尖锐的.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基本上属于新闻的范畴,是新闻体裁的一种.正由于它的根是扎在“新闻”这个土壤里,所以人们对它的真实性问题没有什么争议.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当报告文学逐渐从新闻领域走进文学领域的时候,真实性的问题就引起了作家和读者的关注.报告文学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当报告文学在某一个时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出现繁荣局面的时候,真实性的问题往往也提得比较尖锐.
在报告文学理论中,真实性的问题是带有根木性的.对这个问题的正确理解,是研究报 告文学的基础.从报告文学的发展来看,真实性问题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它被提出来讨 论,也不是一开始就很尖 一、报告文学与新闻报道的关系.从发生的意义上说,报告文学和新闻报告具有不解之缘,新闻热点也将不断地伴随它前行；但报告文学发展至今,继续强调它依附新闻这一“母体”,却并不合适.它一经诞生、成长,与新闻的“区别”便更为重要.新闻是公共信息,报告文学则是作家的创作；新闻看重的是“事实”,报告文学则更着力于对事实的评价,包含主体的情感、观点和眼光；新闻可以是“匿名”的,没有“作者”或省略作者,而报告文学对于同一对象进行不同的开掘,不同作者可以写出不同的(未必是相反的)文学作品；新闻报道并不关注塑造“形象”,而报告文学则一定要塑造人物形象,并以之作为传播的要素；新闻还有时效性,它很快会“过时”,而文学则要求拥有长久的生命力.美国的新新闻主义写作中,卡波蒂的《残杀》是在轰动事件发生6年后才创作出版的,诺曼·梅勒的《夜间行军》,其观点和方法也不同于已持续多年的美国反越战的示威报道.报告文学较之一般的新闻、报告、特写的差别之一,是在于它具有更强烈的“问题意识”.卢卡契也曾强调“文艺作品的真正使命”是“提出问题”.倘若我们要继续指出报告文学和新闻的血缘关系,那么我认为可以这样表述：新闻的终点,正是报告文学创作的起点.
二、写作和对象的关系.可以说,这也是由上一论题衍生而来的一个问题.任何创作都含有主体和对象的关系问题.散文因大多写个人生活,作者和写作对象联系紧密；小说虽是虚构,可背后仍含有作者的生活经历、社会观察、家族历史、心灵隐痛、理想愿望等等,使小说内容和主体发生某种关系；而相当一部分报告文学写作,作家可以和对象没有任何关系.写英模和先进人物,你未必具有他们同样的思想、感情、境界；写企业家或一些“成功人士”,你未必有同样的财富、经历和追求.但似乎谁都能写,只要给你足够的材料.我想,这正是一些报告文学不能被视为创作的原因.这次读到的部分优秀报告文学作品中,都能看到作者与对象之间有一种心灵的吸引、人生及精神的启发,正如马克思所说,作家写作如同“春蚕吐丝”一样,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报告文学写作也必须和对象建立起一种特殊关系.若是没有足够的思想基础,没有生活所唤起的共鸣,没有与对象心灵和情感的交流,没有独特的视角,进入人物的内心,体幽察微,抉发出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仅仅是所谓“用脚写作”,而不是心灵的追求,那是不可能取得突破性文学成果的.
三、题材问题及写什么、怎么写.如前所述,在题材问题上我们也存在着一些片面的误区.以“题材”划分等级,常常违背文学创作的规律.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没有更多地受到西方文艺理论、思潮的冲击,没有经历一个“私人化”写作阶段,具有更强的社会现实意义,这是报告文学能引为自豪的地方.“写什么”和“怎么写”?内容永远是第一位的.从前文所列举的5部写汶川地震的作品中,便明显地能看出这种“题材”上的区别.文学意义上“题材”本身便包含着“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要素.它们建立起一种辩证的关系,“使对立互为中介”,互相转化,又不断地把自身的品质转移到另一方之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创作.由此可见,题材从来不是现成地摆在那儿的.写什么和怎么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解决的问题.笼统地谈论题材的重要性,并不能帮助我们正确地评价报告文学作品.
四、由真实性到文学性.对文学性的要求,也是关于报告文学创作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报告文学不允许虚构,真实性是它的立身之本.“真实性比文学性更重要”,我并不反对这一说法,但真实并不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就文学作品而言,更包含了文学的判断.文学性是一个价值的尺度.当然也不能肤浅地把文学性理解为仅是一些华丽词藻、抒情段落,一些修辞手法,我觉得生活真实中本身便包含着美
,包含着人物、矛盾、追求、动人的故事和情感,只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予以发掘出来.茅盾先生说：“好的‘报告’需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这也意味着好的报告文学要富有想象力.不能把文学上的虚构和想象两个范畴混为一谈.想象当然不能改变事实、虚构事实,但任何“刻画”、“描写”、“渲染”却又都是离不开想象力的.譬如夏衍《包身工》中关于“芦柴棒”的女工描写.好的报告文学还要有对人物的心理刻画(可把它理解为一种外视点的心理分析),有作家感情的投入.事实仅仅是事实,但写作对事实的表达,却饱含着感情.记得朱光潜先生曾把形象思维概括为“想象”.如果承认,想象是我们深入和认识世界的普遍思维方法之一,那么,文学性不够,也缘于作家想象力的贫乏.
五、关于塑造优秀、先进人物的问题.这是一个缺乏榜样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榜样的时代.在中国,榜样与楷模几十年内辗转变化,现在这个时代许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则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大多是不需长期奋斗,在年轻时便可改变身份的榜样.榜样也是导向.还有没有别的在品质、行为、成就与人生经历上足以成为我们学习榜样的优秀人物呢?肯定是有的.只是我们缺少发现的眼睛.或是因我们所写的优秀、先进人物多数都是一些牺牲的、盖棺论定的英模,不足以和活生生的时代及偶像要求相提并论,或是因我们的宣传材料尚不能和多数人结合,真正打动人心.作家要和对象建立起一种深刻的联系,要真正了解一个人有多难,真正成功地塑造一个先进人物便也有多难.明星偶像有与崇拜者交流、互动的一面,那么,我们也要写出优秀、先进人物能和普通人沟通、联系的一面.许多优秀、杰出的人物并不追求和大众传媒的合作,而文学的传播恰和一般传媒不同,要追求更具有生命力的、稳定的价值.我相信,真实的人物较之虚构的人物总是更具有说服力、更有让人感动的力量.塑造真实的、能成为社会榜样的优秀先进人物是报告文学的使命,不能很好地完成这一时代要求,便不免遗憾.
六、关于写普通人的问题.歌颂和批判似乎是报告文学轮转的两极.报告文学被称为是“有风险”的写作,此说现在也值得怀疑.因为在一片赞美诗中,你很少能看到受到赞美的人(或单位、或团体)会站出来,说你写得不对.写普通人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已经越出了歌颂与批判这对立的两极,它应是文学写作最广阔的领域.我们以前总是等待人“出名”以后再写,现在则要主动地去寻找,去发现普通人的人生价值,这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写普通人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文学经验和宝贵成果,上世纪30年代我国报告文学的第一个高潮也是从写普通人开始的,这一传统也不应中断.普通人写作自然也要有“问题意识”.我觉得问题意识的内涵大于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批判意识.在这个不断变化、进步而又问题很多的时代,更多地关注普通人,也说明报告文学写作大有发展的空间.
报告文学应予深入探讨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力求自己的认识能全面些,但我知道,自己主要谈的还是文学性的一面.
锐的.当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新兴文体刚刚产生的时候,它基本上属于 新闻的
再问： 谢谢。 属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