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秦始皇的评价
林剑鸣
对秦始皇的评价 对於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皇帝究竟如何评价?自秦亡后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说纷纭的问题.有人盛赞他为“千古一帝”(李赞《藏书·卷二目录》)；有的人说秦始皇“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章太炎《秦政记》)；有人歌颂秦始皇的统一事业：“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李白《秦王扫六合》)他们都高度评价秦始皇的功绩,肯定其对历史的作用,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另一些人则咒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以暴虐为天下始”(贾谊《新书·过秦论》)；“始皇暴虐,至子而亡”(《贞观政要》卷八)；“始皇刚毅戾深,乐以刑杀为威,专任狱吏而亲幸之,海内愁因无聊”(引自陈登原《国史旧闻》).他们都指斥秦始皇统治的残酷,是暴君.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由於评论者的立场和出发点不同,也都有其片面性.
应当历史地看问题,即把秦始皇置於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他的功过是非,去研究他的贡献和罪恶.而在研究秦始皇所处的历史环境的时候,不仅要注意战国末期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尤其要注意秦国自建国以来所形成的历史特点,以及它们对秦始皇的影响.这后一点是迄今以来,对秦始皇评价中被大多数人所忽略的问题.当我们系统地研究过秦史以后,再评价秦始皇,则可望避免以往的片面性,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根据这样的观察,应当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发展有巨大的贡献的杰出的历史人物,同时也是一个残酷的暴君.他的功绩是主要方面,但不能因此掩盖其罪恶；他的罪恶是深重的,但也不应因此抹煞其巨大的历史功绩.
秦始皇的最重要历史功绩,在於完成了统一事业,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当然,秦的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形势已经为统一造成条件,秦始皇是在统一果实成熟了的时候来到果园中的.但这种历史必然性并非意味个人的作用无足轻重.为什统一由秦国来实现?完成统一的时间为何在西元前二二一年?在这些方面显示了秦始皇的个人作用.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就逐渐强大,从各方面都表现出新兴封建制旺盛的生命力.昭王统治后期,秦国并吞六国的条件已逐步形成.秦始皇执政以后,尽管在如何统治中国的方法上与吕不韦有分歧,并从而引起一场屠杀,但在向东发展消灭各割据的诸侯国的基本方针上,他始终坚持秦的既定国策,没有丝毫动摇、犹豫,他认请了有利形势,当机立断,一鼓作气的完成了统一事业.只要看看秦始皇执政以后的日程表,就可看出秦国进军的步伐几乎是马不停蹄：
西元前二三八年到前二三○年,秦国不断向韩、赵、魏进攻,为大举消灭各诸侯国做准备.
从西元前二三○年开始,几乎是一年一国地消灭它们：
前二三○年灭韩
前二二九年攻赵
前二二八年灭赵
前二二七年攻燕
前二二六年灭燕
前二二五年灭魏
前二二四年攻楚
前二二三年灭楚
前二二二年灭代
前二二一年灭齐
从这样进军步伐的速度,可以看出秦始皇完成统一的气魄和胆识.所以贾谊说他“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过秦论》引自《史记·秦始皇本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秦始皇的统一中国中的作用.如果秦始皇不能这样坚决果断地推进统一战争,战国的局面是否能在西元前二二一年结束,恐怕还是一个问题.
除了作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决策以外,秦始皇对统一的贡献,在於善於用人和勇於改过,有些评论家盛赞秦始皇的“军事指挥才能”,这种评价是没有多少根据的.比起他的先辈,如秦穆公、秦武公等曾多次亲率军队作战的君主,秦始皇几乎可能说没有直接指挥过打仗；但是,秦始皇即取得了比他前辈更辉煌的成就,这除了历史给他造成的机运以外,主要在於他善於用人和勇於改过.在统一中国前夕,秦国聚集了几乎是全中国所有的第一流的军事家、政治家.这裏有王翦、王贲、尉缭、李斯、姚贾、顿弱等等,他们大都并非秦国人,即在尽心地为秦效力.一切克敌制胜的军事进攻和政治策略计划,都是由他们制定和实现的.秦始皇的作用在於善於发挥他们的作用,听从他们的劝谏和有错勇於改.如灭楚时,他开始误用李信遭到失败后,马上改过,亲请王翦出征,并倾全国之兵交付与王翦,结果取得胜利.这种情况,若与赵国国君不信李牧,齐国国君轻信谗言,致使国亡的情况相对照,更可看出秦始皇作为一个君主,善於用人和勇於改过,对於历史发展具有多重要的影响.
秦始皇的贡献还在於奠定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基础.秦统一后实行的各种政策和措施,有的不仅影响至以后二千年的封建社会,而且及於现在,如文字的统一就是一例.秦始皇采取的各种统一措施和制度,对当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一种大胆的革新,他不仅改变了割据状态的政治和文化,从而使封建的社会经济顺利地向前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改变了秦国固有的历史传统,如秦国以前一直被中原诸国视为西方落后地区,秦孝公也曾为此而苦恼,昭王以后虽然秦国势力进入中原,但其主要统治地区、根据地仍不出关中.到秦始皇统治时期,其国土竟达空前广大的程度,面临这种局面,秦始皇以秦国制度为基础,创建各种制度,他并未囿于秦国固有的制度和传统,表现其政治眼光较为远大.从秦代制定的一些制度大部分为后来的所继承,可以证明：这些制度和措施是适应当时历史形势的.而创建这些制度的秦始皇,其政治视野若不超出地处西陲的秦国的局限,则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在秦国的历史上,继秦穆公、商鞅以后,秦始皇是对秦国发展有重要的作用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也是开创一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但秦始皇还是一个稀世的暴君.秦始皇的残暴不能仅仅用“地主阶级本性”这种一般性的原因去解释.唐甄曾说过：“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潜书·室语》),这种看法是对的,但秦始皇这个“贼”似乎比其他帝王更暴虐,其罪过更大.他不仅穷侈极欲,造成了广大人民的苦难；就是施行的一些有利於统一的措施,虽然从长远来看有利於社会发展,而在当时则成了一场浩劫,如修长城,经年累月徵发数十万人进行著极为沈重的劳动.这种徭役负担给人民造成的痛苦,从下述记载就可看出达到多可怕的程度.清人杨廷烈著《房县志》记载：有人发现一种全身长毛的“毛人”,据说他们的祖先乃是逃避秦始皇筑长城劳役的民夫,由於躲入深山老林,年长日久,全身长出毛,传说当碰到毛人时,他先问你：“长城筑完乎?秦皇还在?”只要回答：“长城未筑完,秦始皇还在”“毛人”就会吓跑.这个记载当然只能视为人民群的一种传说,然而如果历史上根本没有那样残酷的现实,绝不会出现这种可怕的传说.它反映了秦始皇的作为都是建立在对广大劳动人民残酷剥削和压榨之上的,而这种剥削和压榨远远超过社会所能承担的程度,致使社会简单的再生产都难以维持下去,所以就连对历史发展有利的一些措施,也给当时的人民造成灾难.
秦始皇统治的残酷,与秦国历史传统有密切关系.秦是以一游牧民族立国.从立国之日起,秦就处於同敌人战斗的环境中.“秦人耐苦战”是历史造成的,统治者的“酷烈”也是同这种战争的残酷现实相一致的.从秦襄公到商鞅、至秦始皇,其统治手段始终是极为残酷的：“夷三族”、“夷九族”,这在其他诸侯国是极为罕见的,殉人多至上百也仅见于对秦的记载.秦始皇完成了先代国君统一中国的计划,同时也把秦国残酷统治的手段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强调秦国的传统,决不意味著开脱秦始皇个人的罪责,他个人性格残忍,好大喜功,尤其是统一以后刚愎自用,独断专行,以及恣意享乐,乃是加重人民灾难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也是由於他把当时的社会经济推到崩溃的地步,使秦王朝又成为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朝代.
秦始皇就是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他既是一个有巨大贡献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暴君.
(选自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白寿总主编《中国通史》论述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的历史条件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西汉鼎盛局面的出现,有其客观物质基础.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由於连续实行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政策,国家已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史载：
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於外,至腐败不可食.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
武帝初年这种经济富厚的情况,跟汉初社会凋敝残破的局面已经不同,是西汉皇朝走上它的盛世最基本的历史条件.
西汉盛世出现的又一基本历史条件,是封建国家统一的局面得到巩固.自汉初以来,异姓王被消灭,同姓王割据势力也被大大削弱,汉景帝又“令诸侯不得治其国”,诸侯王国只封土而不治民,封建朝廷能够有效地控制全国,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加上武帝本人雄材大略,在位时间长,诸多因素结合而推动封建统治出现了盛世.
“举贤良、明教化”
汉武帝在以往高祖、文、景治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形成了一套适应其多所设施、“兴造功业”的需要的基本政策,核心就是“举贤良、明教化”和尚法尊儒.
汉朝在武帝以前,荐举人材尚未形成制度.文帝前元二年（西元前178年）,曾诏令“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之士”,这种诏举多从现任官吏中选拔.武帝即位不久,即连续多次大规模徵召才能之士,建立了郡国岁举贤良的制度,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武帝诏贤良曰：“贤良明千古今王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於篇,朕亲览焉.”这一次,董仲舒和公孙弘都以治《春秋》被举荐.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使诸列侯二千石,各择其吏民贤者,岁贡各二人”的主张,这一主张包括岁贡和定员,物件有吏有民,在制度上比文帝时较为完备.岁举人材,统称为“贤良”或“贤者”,实际上包括才能之士和从封建道德伦理衡量应该表彰的人,荐举时若侧重於某一方面,则又称为举茂材、孝廉等.故马端临云：“后遂令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元光五年（西元前130年）,“微吏民有明当世之务、习先王之术者,县次续食,令与计偕.”
察举制度初行时,郡国实行不力,有的郡不荐一人.为此,武帝於元朔元年（西元前128年）冬十一月下诏严加督责,云：“朕夙兴夜寐.嘉与字内之士臻于斯路.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稽参政事,祈进民心,深诏执事,兴廉举孝,庶几成风,绍休圣绪.……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经过朝臣商议,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办法：“不举孝,不举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这一时期,公孙弘由博士连续晋升,至此又任丞相,封平津侯,他在相府中建起客馆,开了方便出入的东门,延请天下贤人参与谋议政事.
据《汉书》记载,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西元前140椙—106年）,朝廷大规模徵召人材即有六次.除了全国性的徵召荐举外,武帝对於所遇到的有茂材异等者,也常予奖拔任用.各方面突出人材的涌现和任用,是造成武帝时期鼎盛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选自白寿总主编：《中国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