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理论界的关注的理论主题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实践的深入、认识的更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无论理论和实践层面的研究,都有与之俱进的进展.特别是最近几年,有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高潮,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必须指出的是,当前的研究存在简单化、政治化的趋向.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侧重于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或成就,缺乏对所走弯路,以及所犯错误的科学分析；缺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背景的深入研究；比较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过程的深刻剖析；特别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在机理的研究,也就是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精神实质的研究.
一
我们知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发端于西方,带有深刻的西方文化色彩.尽管马克思主义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学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尽管中国社会变革过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客观上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但毕竟马克思主义是从自古希腊以来欧洲文化的发展脉流中产生出来的,其文化形态与中国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异质性,无论是它的语言还是它的观念对于中国文化这个有机体来说都不是直接可用的.这就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必须从外部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和能量,但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对于这个生命有机体来说并不是直接可用的,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消化吸收机制,也就是所谓同化和异化的生理过程,将外界的物质和能量转换为生命有机体本身所需要的和能够使用的物质和能量.毫无疑问,经过这个转换过程,生命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物质和能量虽然来自外部自然界,但其直接的存在形态已不同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包含着这样一种文化因素的转换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通过中国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把马克思主义转换为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或者说,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文化相融合而形成具有中国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
二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就指出,他们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这个“方法”显然是指一种哲学方法.这种哲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来源.换句话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也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质的马克思主义.
那么,马克思主义为我们提供了那些方法呢?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一般地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根本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是指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论意义和最为根本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依我们的理解,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根本方法,就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根本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是指由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的观点和学说转化和具体方法化的哲学方法.如我们常说的事实求是方法、矛盾分析方法、实践历史主义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群众路线方法等.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方法,是指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方法进一步转化和具体方法化的方法.如调查研究方法,较之实事求是方法,是较为具体的方法,它是实事求是方法的具体方法化.[3]
三
我们从马克思主义文本中解读出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层次结构,只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要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需要一个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过程.这个文化的吸收和消化过程,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理解马克思的思想观念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在自己文化传统和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的原创内容进行再创造的过程.也正由于这种创造性,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必然出现与原创理论的某种不一致[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意味着是在中国的历史情境、场域、条件等构成的前提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运用.承认这种前提存在的客观性、合法性,也就必须承认“中国化”是一个客观的必然的历史过程和现象.“中国化”不在于你愿意不愿意,应该不应该,只要是在中国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其背景条件、文化传统、语言特点、实践基础、成果形态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中国化”的烙印.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国化”是客观的、必然的,是一个客观的历史现象、活着的实践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是以民族化、个性化为基础和取向的.它以承认各民族的自决权为前提,强调各民族固有文化的合理性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因为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致思趋向、话语系统、文化风貌诸方面均有差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苏俄版马克思主义,更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根源首先在于各自的“历史条件”、“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不同使然.而试图保持种“原汁原味”的“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既无可能,也无意义.如果脱离“中国化”的特定语境（中国的传统文化、实践基础等）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或异国模式,并以绝对真理式的“正统”“权威”“唯一”自居,必然造成机械的、僵化的教条主义.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并不鲜见并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其次,是一个哲学解释学所说的“视域融合”过程,简单地说就是学会像马克思那样思考.哲学解释学认为,在理解活动中,始终存在着两种视域：一种是文本（理解对象）的视域,一种是理解者的视域.这两个视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必备条件.这两个视域相互限定,只有当它们相互融合,构成一个新的“视域”时,理解才可能是现实的,真正的、有意义的.这就是“视域融合”原则.视域融合不仅是历时性的,而且也是共时性的,在视域融合中,历史和现在、客体和主体、自我和他者构成了一个无限的统一整体 .任何一个真正的理解活动都是理解者视域和被理解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它反映了文本即理解对象的视域与受传统历史文化影响和实践活动制约的理解者视域的交互作用和融会,这种融会是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历史与现实之间在保持张力基础上实现“共时性”的对话和交流,并在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上产生新的理解,赋予其新的创意、新的真理、新的视域.对话、融合、再对话、再融合,人类特有的理解活动就是在这种视域的转换、更新、交汇中不断趋于深入.显然,“视域融合”凸显了文本的开放性和理解的历史性.从“视域融合”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实际相融通与结合.这种“融合”牵涉到多维视域：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视域,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形成的“前视域”,中国社会革命和建设中提升的实践视域,以及作为理解和实践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身的视域,还有人类社会和全球化在当代发展的“世界视域”等.视域融合是以各种视域之间的差异与同为前提的：没有差异就无所谓也无必要进行融合,而没有同一也失去了融合的可能性.
“视域融合”引之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诠释,能够更为恰当有效、更富有创造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涵蕴的本质关系和丰富内容.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是旨在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气派、民族化；二是凸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意义.为此,一方面,要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文本中心主义”、对“洋教条”崇拜,以致将马克思主义文本教条化,将别国经验神圣化,更有甚者把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仅仅当成马克思主义的注释或例证.另一方面要防止和克服经验主义,以及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纯粹主观主义、实用主义、相对主义的理解态度.此外,既要克服“中国文化中心论”,也要反对“全盘西化论”.因此,学界有“回到马克思”的学术意向,有一种诠释学意境的对马克思主义原典进行还原式的学术回溯以追求马克思的视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的基础,这是完全必要的,富有意义的.
最后,“综合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动力、根本目的和检验标准,它规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向度.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入中国,最初只是众多西方思想中的一种,俄国革命的胜利为当时的先进分子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魅力.相同的经济形态以及相似的社会难题,从而形成了大致相似的“诠释学处境”.也正因为如此,中国走苏俄的道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认同和沿循了苏俄版的马克思主义,形成与苏俄马克思主义相似或相近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意蕴也是顺理成章的.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革命视域中,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阐释,更多将它的主旨地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必然”,而在当代人们则更多地从中解读出“世界历史理论”,“全球化思想”、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并力求从以往的“冲突论”范式向当代的“和谐论”范式转换.这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原始文本完整性、科学性、恒定性的肢解、动摇和游移,而是孕育人们理解和阐释观念的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发生了转换和变迁使然.这其实是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和逻辑的必然要求.无视这种时代主题和实践任务的变迁,以及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的基本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曲折和错误的重要原因.
可见,在当代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和研究,不仅要追求马克思主义原典的“精义”,还要析解“中国化”的前提,同时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实践诠释的视域,在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创新和发展,从而把学术旨趣转接为蕴含实践和价值诉求在内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