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编年体历史著作.儒家经典之一,西汉初称《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或称《春秋古文》（《史记·吴世家》）.西汉末年刘歆所见到的则称“古文《春秋左氏传》”,《左传》就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刘歆认为《左传》是传《春秋》的,所以他就拿传文去解经,使之互相说明.在汉代,《春秋》与《左传》本来是各自单行的,晋代杜预在刘歆、贾逵等前人解释的基础上,把“经”（《春秋》）与“传”（《左传》）按纪年合并到一起成为一部书,而加以系统解释,这就是《春秋经传集解》.六朝人书《左传》
关于《左传》的作者,《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是左丘明.唐代赵匡首先怀疑“左氏”非左丘明,清代姚鼐进一步提出：“左氏之书,非出一人所成.”他还提出《左传》作者可能是吴起.还有人主张为刘歆所作的,不过这些怀疑之说都没有充分根据.
关于左丘明的记载最早见于《论语·公冶长》.唐孔颖达认为姓左名丘明（《春秋左氏传序疏》）.清代朱□尊认为左丘为复姓（《经义考》）.清代俞正燮又认为姓邱名明,左是左史之官（《癸已类稿·左邱明子孙姓氏论》）.至于其生卒行事,史皆不详.《孔子家语·观周篇》说：“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未知所据.不过一般论者据《左传》所记事实,都认为作者的生活年代要比孔子晚.宋代刘叔刚刻本《春秋左传注疏》
《左传》的写作年代,至今没有定论,清代崔述根据书中文风及记事繁简分析,主张“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后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日本学者狩野直喜则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四《左氏不必尽信》条说:“左氏预断秦孝公以前事皆有验,孝公后概无征,则左氏时代从可推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因而推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魏斯为侯以后,周安王十三年(公元前389年)以前.正因此,有人主张作《左传》的左丘明与孔子所见过的左丘明为两个人.
《左传》记事基本以《春秋》所载鲁十二公为次序,但在鲁隐公元年之前,有鲁惠公生鲁隐公及隐公即位的说明；鲁哀公二十七年之后,又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晋国知伯被杀之事.全书内容包括聘问、会盟、征伐、搜狩、城筑、婚丧、篡弑、族灭、出亡等.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记录了诸侯、卿大夫的活动,并把笔触深入到商贾、卜者、刺客、乐师、妾媵、百工、皂隶等阶层；通过对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霸业盛衰的叙写,反映了当时诸侯国之间错综复杂的角逐；而对鲁季孙氏、齐田成子、晋国韩、赵、魏诸卿与公室的矛盾,郑子产的改革等描述,又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内部的变革及其趋向.
左氏在叙事中敢于直书不讳,带有鲜明的倾向性.他往往以“礼也”、“非礼也”作为对人物的评判,表现了保守的伦理观念,但总的说来,是非、爱憎观念和历史观还是比较进步的.例如书中既肯定霸主的历史功绩,又不避讳齐桓公好内多宠与公子重耳的贪图安逸.又如叙“晋灵公不君”（宣二年）、陈灵公“衷其祀服,以戏于朝”（宣九年）、齐庄公“拊楹而歌”（襄二十五年）、“祁胜与邬臧通室”（昭二十八年）等,通过富有特征的细节描写,把统治者的暴虐荒淫、丑恶污秽揭露无遗.而忠良机智的晏婴、刚直不阿的叔向、精明而有远见的子产等人,则被作为系国之安危的人物来加以肯定和赞扬.书中还贯穿着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民本思想,把民看作“神之主也”的观点.这种观点通过随季梁（桓六年）、宋司马子鱼(僖十九年)等多次提出；晋师旷论卫人出君（襄十四年）,然明答子产为政（襄二十五年）,韩献子论栾武子报楚（成十五年）,齐晏婴、晋叔向论齐晋季世（昭三年）,沈尹戌论抚民（昭十九年）,逢滑对陈怀公（哀元年）等,都强调了“上思利民”的必要和“民”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的作用,从而得出“国将兴,听于民”的结论.这里表现了作者进步的思想倾向.
晋国骊姬之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