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考虑长城问题的时候,明清对修建长城态度的对比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对于明清如何处理和游牧民族的关系的对比上,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明修长城清修庙”.
意思是说明代化了很多的资源去修建长城,但没能挡住清的入关.而清代没有修建长城,而是在承德修建了外八庙,通过与游牧民族的安抚和结盟的政策,顺利的控制了草原地区.
人们常说“明修长城清修庙”,虽然夸大了“修庙”的功效,但如果将其视为寻求文化认同和自愿交易,却总体上说出了明清在解决农夫与牧民冲突时的不同.明朝为修建长城花费了巨额银两.据估计,修一公里长城一般需约7700两银子,高则31500两银子(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三联,2001,第376页),明代共修建了约6300公里长城；而维持北方14个军镇的费用每年就超过800万两银子(第381页),显然增加了黎民百姓的赋税.在清代,仅在北京,满清朝廷就出资修建了三十余座喇嘛庙,在承德也修建了著名的“外八庙”.据不完全统计,包括官修和民建,清代全国有喇嘛庙5500座以上(马汝珩、马大正主编：《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科学出版社,1994,第145页),基本上可以靠老百姓的香火钱维持.由于建立了文化认同的平台,降低了农耕社会与游牧民族的交易费用,清代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北方边患问题,也可以减少大量国防开支.这给康熙皇帝调低赋税并且“永不加赋”创造了条件.在低赋税下,才出现了康乾盛世.应该说,清朝政府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大炮,还有降低农夫与牧民之间的交易费用的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