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家族中,最接近科学意义上的学科恐怕就是经济学.当代主流经济学凭借几个公理化的逻辑假定（如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几对对偶性的范畴,就可以对能够抽离出“成本―收益”变量的人类行为及现象展开经济分析.它与其说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类型,倒不如说研究的是人类行为的一个方面（经济的方面）.经济学观点成为一种观察社会和研究人类行为的模式或视角.由于它“船坚炮利”,经济学家常常能够运用这种模式对各种各样的“非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能够搞“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上世纪 50年代初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就是因为羡慕这种理论逻辑的一贯性和学科范式的统一性,而建构了政治系统理论.“他希望看到政治学的研究也能够由某种大的完整思想来支配,如经济学上的边际效用原则,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的假设,或物理学上的爱因斯坦原理.”但是,由于政治学所要处理的对象是一个由各种政治行为动态交织构成的网络系统,而且这一系统又和其他经济的、文化的和社会生活的子系统存在着复杂的交互作用,这就使得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政治行为都必然是一个多向度的互动行为,都必定包含着社会的、生物的和物理的多种因素,秉持着多方面的意义,因此作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政治行为实际上是一种系统而完整的行为类型.对它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像经济学那样仅只是对行为的一个侧面、一个维度,即行为的经济维度（“成本―收益”维度）进行分解、抽离和分析.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是多侧面和多向度的,其研究方法必然会因政治行为体及其行为和规范的不同而不同.通过上述分析则不难看出政治学要实现从“领域学”到理论科学意义上“学科”的提升,其难度是相当之大、任务是相当艰巨的.但是俞可平教授在其主编的《政治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以下简称《教程》）却非常有勇气地在这方面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尝试,给了政治学研究者以很大信心.
正如《教程》所界定的,“政治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与其他人类行为和社会活动相比,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具有公共性、全局性和权威性三个显著特征.”政治行为和政治活动对其他人类行为和活动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或深层的关联、影响、引导、控制或支配等效应,以其为研究对象的政治学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能够成为一门极为重要的基础学科则实属应当.但是,从“应当”到“必须”的另一个维度,则是政治学必须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必须有自己的公理体系.因为“是否存在一个公理体系,是一门学科能否得以独立存在的基本因素之一.”本着对学科的这一认识,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论出发,在自觉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思维准则下,大胆地和创新性地概括和提炼出了政治学的三个基本公理：第一,人类有着共同的基本政治价值；第二,要想实现这些根本政治价值必须有一套合适的政治制度；第三,民主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政治制度.这三大基本公理可以说是全书的灵魂,它指引着全书内容的铺陈,渗透进全书各章节的分析论述之中,体现出明显的学科取向的体系构设意图和强烈的推动学科发展的学术责任感.
通过阅读全书,笔者大致概括了《教程》存在的如下几个特点：（1）本书的作者层次高.参与《教程》写作的作者均为政治学界的知名学者和博士生导师,是分工负责的那一领域的专家或权威,对于自己所撰写的内容驾轻就熟,其知识的完整性和学术的前沿性有充分保障.事实上,这些作者的确也最大程度地向我们展示了各自领域的权威性研究.（2）体现出可贵的生态学思维品质.诚如该书“导论”部分所言,政治学存在着普遍的公理,各国的政治发展必须遵循共同的规律,但这并非是说它们有着相同的政治发展模式.影响一国政治发展道路的生态因素包括国家的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和政治领导人的素质、国家的政治地理环境,等等,每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都必然体现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政治研究的生态学思维方式在全书各部分均有良好的体现.（3）实现了宏观研究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全书以制度分析的方法为主线,注意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次有机结合的角度进行研究,打破了传统制度研究中的单向性和国家一极性,开始以更加平等的视角对政治制度和政治关系中政府、社会、公民之间的互动及其影响进行阐释,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较好地结合起来.（4）做到了学科知识的良好迁移.缘于政治行为和政治生活的高度复杂性,政治学必然要向其他学科借鉴理论、观点和方法.《教程》一书比较好地处理了政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即坚持了政治学学科独特的概念、框架、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又从其他学科中吸收了有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方法.其他学科知识的良好迁移充分体现了该书研究框架的开放性.（5）对于前沿问题及时作出回应.《教程》在不同的章节对这些前沿问题及时而恰当地作出回应,体现出作者为我国政治制度创新和政治发展提供知识资源与智力支持的学术自觉和使命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