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1,美日等国为什么要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人民币升值?
2,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2,中国政府应如何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1.美国这次要人民币升值不是一个经济举措而是一个政治意向,格林斯潘当天（新华网纽约5月20日电）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说,他相信中国最终会对货币体系进行改革,但人民币升值并不能帮助美国减少贸易逆差.因为美国零售商将从其他国家进口,不一定转向本国供应商,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将从其他地区进口,但我们进口的仍是同样的商品”.事实上美国一时半月是不可能从中国之外的其它地方进口到如此低廉的同样产品,这就是说人民币一旦升值,美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会多付出起码几十亿美圆的价值.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人民币一升值,我们所进口原材料的价格可就降低了,中国货的根本竞争力在于劳动力便宜.这不是让我们如虎添翼嘛.再说了,不进口中国货,美国的日子就会好过了?!人民币升值,对他们来说不是明智的决定.
但是在政治层面就不同了,美国,欧盟等国家都不会容忍你中国长期严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反人权反自然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本违背了美国等西方社会“爱与正义”的基本价值,它最终会给世界带来非常可怕的恶果.还有因为作为“三个代表”的美国国会和政府来说,如果人民币长期不升值,那么可以想象美国最下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将会成为“被动群体”,他们的“好生活”不是依靠自己的积极工作来获得,而是要依靠别国的廉价产品和自己政府的资助.
但是在一个动态的国际经济环境里,人民币长期不升值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好了,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获得的东西,现在美国人开始争取获得政治层面上“制度性”的新秩序,即必须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自由世界的“经济政治学”；有计划（人为政治操纵）的市场经济变成民众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很显然美国最近越来越紧迫的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放开中国僵化的汇率政策,是他们的明智之举.确实在美国是政治基本上与经济保持一致而不是象中国那样让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的更深层面上有时它们的关系恰恰又是一种悖论!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美国不仅是现实主义更是超现实主义,这种超现实主义在新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尤其浓厚.
因此我们要洞察美国人政策的本质确实需要灵性的智慧,决不能想当然的说什么...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陈旧保守与竞争力衰退,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数量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与其它资源的条件下,只要中国人学会制造什么,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相同行业中的工人就会失去工作,因为廉价的中国货会打败相应的美国货,美国货却因承担过重的美国人的福利职能,而成本高昂,根本不是中国货的竞争对手.因此,中美甚至中国与整个欧美的贸易争端,实质上是陈旧保守的欧美高福利体制拖累了它们经济的竞争力,从而使中国货显得更加具有竞争力.但是另一方面,廉价便宜的中国货并不仅仅具有破坏美国人的福利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增加美国人福利的作用,因为美国消费者只需花更少的钱,就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中国商品用以消费与生产,它显然比购买相同的美国商品要“抵值”,要包含更高的福利.如果美国市场拒绝中国货的进入,只准销售美国人自己生产的商品,那么这虽然有利于部分美国生产者,但却牺牲了美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使美国人得不偿失.特别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也是对生产者利益的损害,从而对整体社会经济的损害.因此,美国人对自己“闭关锁国”,将陷于“双重损害”的境地,从而使美国经济变得更为艰难.因此,美国人不要以为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或者迫使人民币升值会对美国经济有太大利益,所获利益将被所遭受的损失抵消.另外,许多人都称赞美国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实际上,第三产业并不能“当饭吃”,“饭”还是要从第一、第二产业中来.因此,美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本身就注定是要从其国外输入物质商品的经济结构,没有中国等国家所输入的大量廉价物质商品,美国就不可能维持它以第三产业为重的这种经济结构.这就呈现出美国人的矛盾：一方面它们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剩下的30%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利益,但它们却又需要输入大量物质商品来维持高达70%的第三产业,没有物质商品的输入,美国不可能维持这个高比例的第三产业的存在.而美国能够维持这样的经济结构,又与美元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这个地位,美国人不可能以输出美元债务的方式,甚至以大印美元的方式取得世界各国第一、第二产业所生产出来的物质商品,从而就不可能维持其享受型的“第三产业型”经济结构.正象下文所说,对于美国人来说,“漫长而困难的经济调整无法避免”.“由于贸易与汇率问题,美国开始反思‘国家竞争能力’”了.这才是美国人应该抓紧去做的事情.
2.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四处游说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之后,到今年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2003年6月27－3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第73届年会.会上,周小川表示,中国将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保持人民币稳定.但关于人民币是否会升值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
就在7月中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还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结论.7月18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
人民币为何成为目标
《21世纪》：继日本之后,美国也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他们的利益根源在哪里呢?
何帆：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等对我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理由.
从中日贸易来看,中国对日贸易实质上是逆差,按照他们的道理应该是日元升值才对,为何反而要人民币升值呢?我认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体制和结构上的根本性改革,但是面对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改革很难推行,故而将视线转移到中国.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也并不能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好处和回报,因为中日在对外出口中的竞争并不大.以中日对美出口为例,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和日本的产品只有1／5的部分有冲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没有竞争关系的.
人民币升值的关键还是来自美国.
中国4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自然,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2004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两党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向中国发难,以期赢得选票.
2002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的报告中指出,美元还应再贬值20％－30％,但美元大幅贬值对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损害,因此美国希望全球共同承担美元贬值的压力,即希望通过其它国家的货币升值缓解美国自身的美元贬值压力.报告提出5种主要货币来承担美元的贬值压力,包括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加拿大和美国是连体经济,互为一体,加拿大元升值对美国经济不利；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于30％,其继续升值的空间有多大很难说；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日本现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很难再承受,虽然我们分析认为其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一些日本企业也表示只要日元对美元升值不超过110日元兑1美元,企业还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为稳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对拉美金融危机有着重要意义,也不便轻易大幅升值；这样,人民币成为目标,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人民币升值的成本收益
《21世纪》：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影响在哪里呢?
何帆：要搞清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问题,首先要清楚“汇率”的影响.汇率就是人民币的价格,价格本身的高低并不可怕,关键是看你站在买方还是卖方来看问题.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
有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向国外购买能源、原材料和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以及向海外投资、融资的企业和金融部门而言,比如中石油、中海油在海外购买油田,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增加其购买力,节约成本.
不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无形中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要看出口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我们一度是“重外需,轻内需”的思路.的确,短期内,内需不足可以通过外需弥补,通过突然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外需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增长就与贸易无关,它是由投资和生产效率共同决定的.
其次,即使我们想在短期内保住出口,需要的也是贸易政策.汇率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不应该作为外贸政策来使用.过去,我们是“汇率跟着外贸走,外贸跟着顺差走”,这实质上是牺牲内部平衡来满足外部平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再次,中国的出口受汇率影响有多大呢?中国出口的55％以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即进口原材料,输出成品,这二者受汇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相互抵消后,汇率的影响并不大.而且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已经很便宜,再降价的意义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相当于政府帮企业提高了价格、增加了利润,不见得就是件坏事.
《21世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人民币的升值呢?
何帆：因为对人民币升值到底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我们不确定.
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21世纪》：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涉及到汇率制度的问题,首先是对汇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何帆：其实,人民币升值与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汇率制度的改革.只有放开汇率制度,人民币才会大幅升值.现在我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目标,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者最多能够保证其中的两个、必须放弃另一个.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随着加入WTO,金融业的逐步放开,需要货币的自由兑换；所以只能牺牲第二个目标,即汇率的稳定.而且,前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比如我国1990年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存在贸易顺差,顺差要求央行在市场上抛出人民币、买入美元,这种人民币的投放是为了稳定汇率,但是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民币货币供给、加剧通货膨胀.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是选择内部平衡还是外部平衡,我认为一个国家还是应该重在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在此基础上尽量争取外部平衡,不可本末倒置.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大于收益.钉住美元的收益就是价格稳定,同时它也起着名义锚的作用,即如果政府想要通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加倍惩罚它,从而让人民相信政府不会轻易制造通胀,对经济稳定更有信心.但是现在我国的通货压力不在于膨胀而在于紧缩,所以这个作用也就不是那么必要和重要了.
相反,钉住美元的成本很大,其中技术性的问题就令人担忧,如果这种汇率制度不调整,就需要对冲进行调节,学术界的多数共识是对冲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则无持续性.
《21世纪》：在汇率制度的变革上,我们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哪里?
何帆：现阶段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稳中求变”.“稳”就是加强外汇管制,集中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在汇率升值情况下求“变”,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不能长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指出“当你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天开始,你就要考虑好何时退出”,退出时可以是两种背景,一是在货币有升值压力的时候,即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主动去改革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大家会有信心,这是较好的状况；另一种就是在货币已经出现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现象时改革,人们感觉其是因为经济撑不住了才改革的,所以市场会出现过度调整,本来打算半年贬值20％的,可能结果一天之内就贬值50％.我认为现在是中国进行汇率制度调整的好时机.
这种调整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央行货币政策司汇率处的工作,考虑什么是最优的汇率制度,以及从现有的汇率制度到最优汇率制度的路径是怎样的；另一个就是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不是完全市场化,存在央行和中国银行的“双边垄断”,以至于我国3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2年在外汇市场上交易的只有90亿美元.现在应该减少管制的程度,提高管制的效率.管制的背景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来资本外逃是因为对国内经济没有信心、或是想逃避外汇管制的烦琐手续、或是腐败受贿国外洗钱等,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对于出国留学和消费购物我们应该可以放开.
当然我们也有需要管住的地方,比如短期资本流动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短期资本流入会造成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套利活动.现在人民币和美元的利差在不断扩大,一方面国内潜在的通胀要求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断的降低利率,利差的存在会导致更多资金进入套利,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问题.
汇率升值的预期比汇率升值本身更可怕,我们要尽量消除大众对汇率升值的预期.比如,日本很长时间大家都有日元升值的预期,日本政府为了打掉这种预期,让大家持有更多的美元,不得不降低利率来平衡日元的升值预期,要抢在美国降低利率之前降息,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掉入流动性陷阱.我们现在如果不调整汇率制度,也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掉入流动性陷阱.比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我们提高短期利率,短期利率提高导致短期资本流入,为了钉住美元、稳定汇率就要求货币供给增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无预期的、一次到位的人民币升值才是最优的策略.（21世纪经济报道）
但是在政治层面就不同了,美国,欧盟等国家都不会容忍你中国长期严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这种超“正常”的经济扩张,在本质上是建立在反人权反自然的基础上的,它也根本违背了美国等西方社会“爱与正义”的基本价值,它最终会给世界带来非常可怕的恶果.还有因为作为“三个代表”的美国国会和政府来说,如果人民币长期不升值,那么可以想象美国最下层的民众和弱势群体将会成为“被动群体”,他们的“好生活”不是依靠自己的积极工作来获得,而是要依靠别国的廉价产品和自己政府的资助.
但是在一个动态的国际经济环境里,人民币长期不升值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是显而易见的.好了,美国在经济上已经得到了他们想获得的东西,现在美国人开始争取获得政治层面上“制度性”的新秩序,即必须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变成自由世界的“经济政治学”；有计划（人为政治操纵）的市场经济变成民众自由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很显然美国最近越来越紧迫的要求人民币升值以及放开中国僵化的汇率政策,是他们的明智之举.确实在美国是政治基本上与经济保持一致而不是象中国那样让经济为政治服务,但是在政治与经济的更深层面上有时它们的关系恰恰又是一种悖论!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美国不仅是现实主义更是超现实主义,这种超现实主义在新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尤其浓厚.
因此我们要洞察美国人政策的本质确实需要灵性的智慧,决不能想当然的说什么...
一方面,是美国经济结构的陈旧保守与竞争力衰退,另一方面,却是中国经济的崛起.在数量巨大而廉价的劳动力与其它资源的条件下,只要中国人学会制造什么,太平洋对岸的美国相同行业中的工人就会失去工作,因为廉价的中国货会打败相应的美国货,美国货却因承担过重的美国人的福利职能,而成本高昂,根本不是中国货的竞争对手.因此,中美甚至中国与整个欧美的贸易争端,实质上是陈旧保守的欧美高福利体制拖累了它们经济的竞争力,从而使中国货显得更加具有竞争力.但是另一方面,廉价便宜的中国货并不仅仅具有破坏美国人的福利的作用,而且也具有增加美国人福利的作用,因为美国消费者只需花更少的钱,就可以购买到更多的中国商品用以消费与生产,它显然比购买相同的美国商品要“抵值”,要包含更高的福利.如果美国市场拒绝中国货的进入,只准销售美国人自己生产的商品,那么这虽然有利于部分美国生产者,但却牺牲了美国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使美国人得不偿失.特别是消费者同时也是生产者,对消费者利益的损害也是对生产者利益的损害,从而对整体社会经济的损害.因此,美国人对自己“闭关锁国”,将陷于“双重损害”的境地,从而使美国经济变得更为艰难.因此,美国人不要以为提高进口商品关税或者迫使人民币升值会对美国经济有太大利益,所获利益将被所遭受的损失抵消.另外,许多人都称赞美国以第三产业（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但是实际上,第三产业并不能“当饭吃”,“饭”还是要从第一、第二产业中来.因此,美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本身就注定是要从其国外输入物质商品的经济结构,没有中国等国家所输入的大量廉价物质商品,美国就不可能维持它以第三产业为重的这种经济结构.这就呈现出美国人的矛盾：一方面它们想通过贸易保护主义来维护剩下的30%的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的利益,但它们却又需要输入大量物质商品来维持高达70%的第三产业,没有物质商品的输入,美国不可能维持这个高比例的第三产业的存在.而美国能够维持这样的经济结构,又与美元的国际地位密切相关,因为,如果没有美元的这个地位,美国人不可能以输出美元债务的方式,甚至以大印美元的方式取得世界各国第一、第二产业所生产出来的物质商品,从而就不可能维持其享受型的“第三产业型”经济结构.正象下文所说,对于美国人来说,“漫长而困难的经济调整无法避免”.“由于贸易与汇率问题,美国开始反思‘国家竞争能力’”了.这才是美国人应该抓紧去做的事情.
2.从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针对中国的汇率政策四处游说发达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的行动之后,到今年5月,在G8财长会议上,美国财长斯诺首次提出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进入6月,他更多次在公开场合“敦促”中国政府改变人民币汇率制度,并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选择.
2003年6月27－30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出席了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国际清算银行第73届年会.会上,周小川表示,中国将不断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继续保持人民币稳定.但关于人民币是否会升值的讨论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
就在7月中旬,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和摩根士丹利公司董事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学家还就人民币升值问题提出了针锋相对的结论.7月18日,记者就此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帆博士.
人民币为何成为目标
《21世纪》：继日本之后,美国也提出了人民币升值的要求,他们的利益根源在哪里呢?
何帆：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等对我国施加人民币升值压力,我认为这并没有什么理由.
从中日贸易来看,中国对日贸易实质上是逆差,按照他们的道理应该是日元升值才对,为何反而要人民币升值呢?我认为日本真正需要的是体制和结构上的根本性改革,但是面对日本企业与政府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改革很难推行,故而将视线转移到中国.实际上,人民币升值也并不能给日本带来很大的好处和回报,因为中日在对外出口中的竞争并不大.以中日对美出口为例,在美国市场上,中国和日本的产品只有1／5的部分有冲突,而其余4／5的部分都是没有竞争关系的.
人民币升值的关键还是来自美国.
中国40％的出口产品销往美国,出口贸易高度依赖于美国,自然,美国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就有着巨大的影响力.随着2004美国大选年的到来,两党都会将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政治议题向中国发难,以期赢得选票.
2002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是美国政府的智囊,在《美元高估和世界经济》的报告中指出,美元还应再贬值20％－30％,但美元大幅贬值对美国经济会有很大损害,因此美国希望全球共同承担美元贬值的压力,即希望通过其它国家的货币升值缓解美国自身的美元贬值压力.报告提出5种主要货币来承担美元的贬值压力,包括加拿大元、欧元、日元、墨西哥比索和人民币.
通过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加拿大和美国是连体经济,互为一体,加拿大元升值对美国经济不利；欧元对美元的升值到目前为止已经大于30％,其继续升值的空间有多大很难说；日元的升值对日本经济打击很大,日本现在国内的政治经济状况已经很难再承受,虽然我们分析认为其还有一定的升值空间,一些日本企业也表示只要日元对美元升值不超过110日元兑1美元,企业还是可以盈利的；墨西哥比索作为稳定拉美金融的重要因素,对拉美金融危机有着重要意义,也不便轻易大幅升值；这样,人民币成为目标,报告提出的一个重要建议就是,人民币与美元脱钩.
人民币升值的成本收益
《21世纪》：人民币升值与否的影响在哪里呢?
何帆：要搞清人民币是否该升值的问题,首先要清楚“汇率”的影响.汇率就是人民币的价格,价格本身的高低并不可怕,关键是看你站在买方还是卖方来看问题.人民币升值有利有弊.
有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向国外购买能源、原材料和先进技术设备的企业,以及向海外投资、融资的企业和金融部门而言,比如中石油、中海油在海外购买油田,人民币的升值必然会增加其购买力,节约成本.
不利的方面主要是对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升值无形中提高了出口商品价格,使得出口产品的竞争力降低.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考虑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首先,要看出口对中国的意义有多大.我们一度是“重外需,轻内需”的思路.的确,短期内,内需不足可以通过外需弥补,通过突然的货币贬值来刺激外需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增长就与贸易无关,它是由投资和生产效率共同决定的.
其次,即使我们想在短期内保住出口,需要的也是贸易政策.汇率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不应该作为外贸政策来使用.过去,我们是“汇率跟着外贸走,外贸跟着顺差走”,这实质上是牺牲内部平衡来满足外部平衡,不利于我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再次,中国的出口受汇率影响有多大呢?中国出口的55％以上来自于加工贸易,即进口原材料,输出成品,这二者受汇率的影响是反方向的,相互抵消后,汇率的影响并不大.而且我国的出口产品价格已经很便宜,再降价的意义不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币升值相当于政府帮企业提高了价格、增加了利润,不见得就是件坏事.
《21世纪》：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要拒绝人民币的升值呢?
何帆：因为对人民币升值到底应该控制在什么水平,我们不确定.
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
《21世纪》：要彻底解决问题,就涉及到汇率制度的问题,首先是对汇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何帆：其实,人民币升值与否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汇率制度的改革.只有放开汇率制度,人民币才会大幅升值.现在我国的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的成本越来越高.
按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有三个目标,即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这三者最多能够保证其中的两个、必须放弃另一个.中国作为大国,应该有独立的货币政策；随着加入WTO,金融业的逐步放开,需要货币的自由兑换；所以只能牺牲第二个目标,即汇率的稳定.而且,前两个目标经常是冲突的,比如我国1990年代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同时又存在贸易顺差,顺差要求央行在市场上抛出人民币、买入美元,这种人民币的投放是为了稳定汇率,但是同时就不可避免地增加了人民币货币供给、加剧通货膨胀.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是选择内部平衡还是外部平衡,我认为一个国家还是应该重在内部的稳定与平衡,在此基础上尽量争取外部平衡,不可本末倒置.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成本大于收益.钉住美元的收益就是价格稳定,同时它也起着名义锚的作用,即如果政府想要通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会加倍惩罚它,从而让人民相信政府不会轻易制造通胀,对经济稳定更有信心.但是现在我国的通货压力不在于膨胀而在于紧缩,所以这个作用也就不是那么必要和重要了.
相反,钉住美元的成本很大,其中技术性的问题就令人担忧,如果这种汇率制度不调整,就需要对冲进行调节,学术界的多数共识是对冲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但是长期则无持续性.
《21世纪》：在汇率制度的变革上,我们可以选择的路径在哪里?
何帆：现阶段我们能做的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稳中求变”.“稳”就是加强外汇管制,集中控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在汇率升值情况下求“变”,适时考虑退出“钉住美元”.
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是不能长久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曾指出“当你选择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那天开始,你就要考虑好何时退出”,退出时可以是两种背景,一是在货币有升值压力的时候,即宏观经济形势较好时,主动去改革退出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大家会有信心,这是较好的状况；另一种就是在货币已经出现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现象时改革,人们感觉其是因为经济撑不住了才改革的,所以市场会出现过度调整,本来打算半年贬值20％的,可能结果一天之内就贬值50％.我认为现在是中国进行汇率制度调整的好时机.
这种调整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央行货币政策司汇率处的工作,考虑什么是最优的汇率制度,以及从现有的汇率制度到最优汇率制度的路径是怎样的；另一个就是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我国汇率形成机制不是完全市场化,存在央行和中国银行的“双边垄断”,以至于我国3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2年在外汇市场上交易的只有90亿美元.现在应该减少管制的程度,提高管制的效率.管制的背景现在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原来资本外逃是因为对国内经济没有信心、或是想逃避外汇管制的烦琐手续、或是腐败受贿国外洗钱等,现在情况大不相同,对于出国留学和消费购物我们应该可以放开.
当然我们也有需要管住的地方,比如短期资本流动和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为短期资本流入会造成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套利活动.现在人民币和美元的利差在不断扩大,一方面国内潜在的通胀要求提高利率,另一方面美国在不断的降低利率,利差的存在会导致更多资金进入套利,这也是我们当前要关注的问题.
汇率升值的预期比汇率升值本身更可怕,我们要尽量消除大众对汇率升值的预期.比如,日本很长时间大家都有日元升值的预期,日本政府为了打掉这种预期,让大家持有更多的美元,不得不降低利率来平衡日元的升值预期,要抢在美国降低利率之前降息,持续下去就会导致掉入流动性陷阱.我们现在如果不调整汇率制度,也有可能遇到类似问题,掉入流动性陷阱.比如,为了控制通货膨胀,我们提高短期利率,短期利率提高导致短期资本流入,为了钉住美元、稳定汇率就要求货币供给增加,进而加剧通货膨胀,这样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无预期的、一次到位的人民币升值才是最优的策略.（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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