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试卷上的题目来着.

1,从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到618年隋炀帝杨广被绞杀,共存在了37年,是个典型的短命王朝.隋文帝的贡献最大：一是官制,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起三省六部制.隋文帝还制定了新的法律,刑罚不再像南北朝时那么残酷.此外,创立了科举制度,创新了官吏的选拔方式.隋炀帝除了修造大运河有一半功劳外（另一半是为了游玩）,其他方面没有给后人留下好印象.隋炀帝的残暴在历史上也很有名.由于其横征暴敛,激起民怨沸腾,终于自食恶果被绞死于江都,隋朝宣告灭亡.
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到907年被朱温灭掉,大唐王朝共存在了289年.唐朝分前期和后期,中间以安史之乱为界限,前期是昌盛期,后期则是衰亡期.唐高祖建立了唐朝,而唐太宗李世民领兵用十年时间完成了统一大业.历经玄武门之变,李世民登位之后,经过励精图治,使唐朝在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出现了"贞观之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居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此后,唐玄宗时期又出现了"开元盛世",国强民富,升平之世再次出现.但同样也是在唐玄宗时期发生了安史之乱,从此唐朝走向了衰亡.
隋唐时,典章制度方面多有建树,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制、两税法等,对后世影响深远.隋唐对外采取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学以唐诗成就最大.以初唐陈子昂,盛唐李白、杜甫,中唐白居易、元稹,晚唐李商隐、杜牧为杰出代表.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对后世影响甚大 .颜真卿的书法,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的绘画,《霓裳羽衣舞》等音乐舞蹈,以及众多的石窟艺术,均流传后世.科学技术方面,中国四大发明中的印刷术和火药两项均出现于这一时期.
后期的唐朝政治混乱,从牛李党争到宦官专权,其间农民起义不断发生,终于爆发了黄巢起义,起义领袖之一朱温开始叛降唐朝,后又取代唐朝自立为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一个王朝--后梁.
2,西汉后期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土地和奴婢问题.加剧这两个问题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兼并,二是政治黑暗.
西汉后期的土地兼并迅速发展.带头的就是西汉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贵族和大官僚地主.成帝时,皇舅王立与南郡太守李尚相勾结,占垦草田数百顷.丞相张禹“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不仅贵族、官僚地主霸占大量土地,地方豪强地主也加强对土地的兼并.成帝时,“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平帝时,关中大豪戴子高,家中食客常有三四百人,其他产之多可以想见.
商人的势力,这时又大为抬头.成都罗裒,临淄伟姓,洛阳张长叔、薛子仲,长安和附近诸县的王君房、樊少翁、王孙大卿、樊嘉、挚网、如氏、苴氏,都是资财数千万的大商人.罗衷除了垄断巴蜀盐井之利以外,还往来长安、巴蜀之间,厚赂外戚王根、幸臣淳于长,依仗他们的势力,在各郡国大放高利贷,没有人敢于拖欠.这些大商人与地主、官僚结合在一起,吸尽了人民的膏血.
随着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势力的膨胀,财富的增加,他们的生活日益腐化.他们广第宅、治园池、衣锦绣,设钟鼓、备女乐,尽情挥霍.甚至豢养的犬马,也因食粟过多,只得天天牵去跶蹓,免得过于肥胖.
地主阶级的享乐生活是建筑在残酷压榨劳动人民基础之上的,广大农民虽然终日含辛茹苦,仍然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成帝时,因饥饿而惨死在道路上的贫苦农民竟达几百万之多.到哀帝时,封建官僚鲍宣曾供认,那时的农民身受“七死”（七条死路）、“七亡”（七种损失）的威胁.所谓“七亡”,主要是：“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等,说明封建国家的赋役剥削和豪强兼并是农民“七亡”的主要原因.所谓“七死”,主要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亡辜”等.说明封建国家的严酷刑法和执法官吏的残酷是农民“七死”的主要原因.广大农民在“七亡”和“七死”的煎熬下,纷纷破产流亡,变成无家可归的流民,他们实在生活不下去了,纷纷起而反抗.
成帝时,在今陕西、河南、四川、山东等广阔的地区内,铁官徒和农民群众不断掀起反抗浪潮.建始三年（前30）,在关中终南山（今陕西西安南）一带,佣宗率领数百人首先起义,严惩当地的官僚和地主,历时年余,连京城长安都为之震动.接着,在鄂县（今陕西户县）有梁子政领导的起义,也与统治阶级进行了长久的斗争.阳朔三年（前22）,有颖川（今河南禹县）铁官徒申屠圣等180人起义,他们到处夺取官府兵器,攻杀官吏,矛头直指封建政府,在很短的时期内势力迅速扩大到九郡.鸿嘉三年（前18）,广汉（今四川梓潼）有郑躬等60余人举行起义,他们人数虽少,但英勇善战,锐不可挡,经历四县,广大农民纷纷响应,人数迅速发展到上万人.永始三年（前14）,在尉氏（今河南尉氏）又有樊并率领13人起义；同年,山阳（今山东金乡）铁官徒苏令率众228人举行起义,他们席卷19个郡国,给西汉地方官吏以沉重打击.这些起义虽然先后被封建统治者镇压下去,但有力地震撼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面对严重的社会危机,西汉统治集团想方设法要摆脱困境.哀帝时,师丹建议限田、限奴婢.孔光、何武等人拟定了一个办法,规定诸王、列候以至吏民占田以30顷为限；占奴婢则诸王最多不超过200人,列候、公主100人,以下至吏民30人；商人不得占田,不得为吏.这个办法受到当权的外戚官僚们的反对,被搁置起来了.
当时,有些方士儒生根据“五德终始”说,编造出“汉运将终,应更受命”的说法,于是哀帝决定实行“再受命”的改制.建平二年（前5）,哀帝宣布“再受命”,改元为太初元将,自号“陈圣刘太平皇帝”.表示刘汉政权又重新受命于天,以便起死回生.
然而,哀帝玩弄的这套“再受命”把戏并不灵验,只好很快收场了.最后,地主阶级决心抛掉刘汉这块破烂招牌,从统治集团中另找一个代表人物来支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在这种形势下,出身外戚世家的王莽便破门而出,充当了这场统治集团内部改代易姓丑剧中的主角.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土地兼并,“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每构一堂,费千万计”.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唐太宗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到天宝元年（742 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