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从房龙的那本《宽容》里读到斯宾诺莎的故事起,这位17世纪的异端就是我的人生榜样.我很佩服他坚持自己思想的勇气,以及他为了追求真理所表现出的对于生活的恬淡态度.和各种哲学史著作有关斯宾诺莎的内容相比,这本传记让我有机会对于斯宾诺莎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入的认识. 这本传记将一个鲜活的斯宾诺莎呈现在我们眼前.根据以前的有关阅读经验,斯宾诺莎给我留下了勇敢、深居简出等相对抽象的印象.这本传记里斯宾诺莎的形象则要立体得多.他确实是一个勇敢的人,为了坚持自己的意见而甘愿被犹太教会革出教门,只要认为必要就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出版《神学政治论》.但是这种勇敢却保持在适当的范围内,而不失之鲁莽.甚至按照作者的说法,“斯宾诺莎在天性上是很谨慎的人.他的戒指图章镌刻‘慎（Caute）’字作为座右铭”（p362）.他深知自己的许多观点（比如泛神论、政教分离）虽然受到一些自由派人士的赞同,但是也有许多人反对他,特别是作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宗教当局.在出版他的作品之前,他会十分注意社会上对于作品中所包含观点的接受能力.因此之故,斯宾诺莎写的总共7部著作,生前仅出版了2部（《笛卡尔哲学原理》、《神学政治论》）,而其他作品只是在范围较小的朋友圈内流传.而即使是出版的作品,在选择出版的方式时,他也很小心谨慎.1668年,他的密友阿德里安．考贝夫用荷兰语实名出版《花卉之园》和《暗处之光》,“抨击大多数宗教之非理性现象,以及它们的迷信式教仪和典礼”（p397）,最终东窗事发,被判处判处十年徒刑、十年放逐外加处以4000荷盾罚金,并于1669年10月15日死于狱中.这件事促使了他的《神学政治论》的完成和出版.但是他的这本著作的出版是以匿名的形式进行的,而且选择以非荷兰语写作.1671年初,当他听说由格拉兹梅克的荷兰文译本正在付印时,斯宾诺莎“立即设法阻止此事”（p443）.为了能专心致志地探究真理,他也确实是深居简出——他曾两度偏居乡间（莱茵斯堡、伏尔堡）,“他注重节约,而且以生活简朴自豪”（p432）.但是同样是为了追求真理,他还有相当丰富的社交活动. “斯宾诺莎常常离开沉寂的莱茵斯堡,暂别他那静谧的遁居之所,而到某个城市会见他的朋友”（p295）,而他的朋友们也经常到他的住所访问他,和他就哲学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此外,他和朋友之间还经常通过书信相互交流.在作者看来,“斯宾诺莎似乎有一种才能,把渴望听取和讨论他对各种哲学问题的意见的志同道合人士吸引过来,形成一个小圈子” （p297）,他“简直具有领袖群伦的魅力” （p298）.也许在一般人看来,哲学家整天思考一些十分严肃的话题,因而可能会显得相当的无趣.然而书中的一个故事却让我不禁莞尔.作者说斯宾诺莎“为了消遣,喜欢聚集蜘蛛,让它们相互打架,或把苍蝇扔到蛛网上,制造‘战斗’”（p433）.是不是有点老顽童的样子? 除了对于斯宾诺莎自身形象的刻画,作者对于斯宾诺莎相关著作写作背景的交待,有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这些作品.比如,斯宾诺莎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伦理学》,按照作者的说法,这部著作的写作背景是1661年秋在斯宾诺莎差不多写完《神、人及其幸福简论》后,为了用几何学的方式对作品的内容作更有效和严密的表述,才开始写作的.而他写作《神学政治论》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斯宾诺莎在1665年左右对于人们将他看作无神论者而感到“如芒在背”（p372）.这种对于著作背景的交待,是许多哲学史著作（比如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所缺少的. 当然,这本书还是有一些值得改进的空间的.在我看来,书中有关斯宾诺莎辞世那一部分、也即收尾部分,写得有点单薄.书中只有4页篇幅是写斯宾诺莎的因病离世的,其中还有接近一半是关于如何处理他的遗物的.所谓盖棺定论,其实我很期待作者可以在这本书的最后能对传主的一生进行总结和评价,即使不那么客观也行.还有,这本书对于“来龙”部分,也即有关斯宾诺莎的生活背景、写作背景交代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他对后世的影响或“去脉”,则基本没有着墨.另外,通常的传记,在附录的部分会给出传主的一个生平年表.但是很遗憾,这本书里面我没有看到斯宾诺莎的这样一个年表.不知道是作者压根就没有整理呢,还是被中文译本略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