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对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例如封建制度)的再生产问题作出解释.社会经济制度的再生产是指：在一种社会经济制度下,社会产品的再生产过程同时也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再生产过程；也就是说,社会经济制度的再生产是指社会产品的下一轮生产的社会条件同上一轮生产的社会条件一样,即使社会经济制度受到了某种冲击,比如说,一个落后的民族征服了一个较先进的民族,或一个皇朝替代了另一个皇朝,被征服地区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新皇朝的社会生产条件不变.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长期维持下来,需要从中国封建制度再生产规律性的角度进行考察.在广大农村,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农土地所有制是并存的,一段时间内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为主,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辅,另一段时间内以自耕农土地所有制为主,地主土地所有制为辅.但无论是地主土地所有制还是自耕农所有制都是皇权赖以统治的基础,皇权总是希望统治的基础越巩固越好,总是希望皇权的继承人能稳稳当当地接班,并使统治长久维持下去.如果自耕农土地被地主大量兼并,自耕农人数锐减,被迫流离失所,皇权统治的基础就不会巩固.同样的道理,如果地主对佃户的剥削过度,迫使佃户逃亡或起来反抗,皇权也会感到这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然而,皇权要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依靠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贯彻自己的统治意图,执行自己的政策,而官僚机构中的成员大都是地主,或者原来不是地主而进入官僚机构后逐渐成为地主,或者他们本人虽然不是地主,但却同地主有密切的联系.这样,皇权就必须在地主、佃户、自耕农三者的关系处理中保持平衡.土地兼并之风过盛,自耕农大批丧失土地,影响到皇权的统治,朝廷就必须采取抑制豪强的措施,制止他们任意侵害自耕农的利益.地主剥削佃户过度,佃户纷纷逃亡或聚众反抗,也影响到皇权的统治,朝廷同样会采取措施来缓解地主同佃户之间的矛盾,使封建租佃制不致因种种极端行为而破坏.但皇权又必须主要依靠由地主构成的或由同地主关系密切的官员们来推行这些措施,于是往往使皇权难以把制止土地兼并或制止佃户因受过度剥削而逃亡等措施真正贯彻下去.在中国,“封建”的概念可以意指三个不同的对象∶第一是指中国古代的封建,如西周的“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第二是指中国从古代延续到近代的“封建社会”,久讼不已的中国何时进入封建社会与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等问题即由此而来；第三是指欧洲中世纪的一种社会制度,它常被看作是各种封建社会的参照原型.我们在上一章已考察了第一种“封建”概念,下面我们将分别论列和比较中、西“封建社会”的概念.
一、“封建社会”概念在中国的由来
中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被敲开国门,有关中国古代封建的思想性争论便成了绝响.不满现状,立意改革的人们越来越不再瞩目于古代,而是效法西方,信仰“进步”,瞩目未来.但是,“封建”这个词却并未消失,而是反而渐渐获得了新的含义而流行于社会.
“封建时代”的概念
“封建时代”的概念是在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比较中提出来的.1899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的第17册（6月8日）和第26册（9月5日）上,刊出了一篇名为“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的文章.梁启超认为∶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和封建时代这样三个时代,其间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的相同点最多,即同为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列国分立.此时政府(即贵族）的权力甚重,过于国君,就像欧洲所谓“少数共和政体”或“寡人政体”,尤其是接近于古希腊的斯巴达.又由于作为此社会中之一部分的贵族于平民也甚相亲,所以也可以视这一贵族政治时代为民权稍伸时代.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相异点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显著不同是欧洲自统一的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仍为列国处在分裂状态,而中国自两汉以来却永为一统.中国与欧洲的国体在春秋以前大略相同,而从春秋以后则截然相异.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虽然西汉有七国之反,晋有八王之乱,明有燕王、朱宸濠之变,但都为时不长,不构成列国之形.至于汉末的州牧,唐代的藩镇,也都是涌乱一时.所以,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可以说是进入了一个“统一时代”.考察其原因,一是因为儒教被定于一尊；二是因为种族的界限在中国不严,不同种族之间可以互相通婚,渐渐就没有了差别.至于一统与列国孰优孰劣,则前者利于安民,后者则由于竞争而能发扬民气.
中国与欧洲国体的第二个显著不同是∶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却没有.与世界万国不同,中国历来此风不盛,至汉以后,尤绝无之.布衣卿相之局已是司空见惯.魏晋九品中正制虽然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贵族”的流弊,但这并不是创立这种制度的本意.至于唐以后设科取士,下层平民更是可以“平地青云”.虽然还有皂隶奴才不许登仕版之禁,但这些人其数甚微,不能目为一种阶级.产生这一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战国时各国不能不延揽人才,敬礼处士,招致客卿,从而破除了世卿的藩篱,而孔子、墨子等圣哲,又都大倡平等之义,孔讥世卿,墨明尚贤,他们的门人弟子多出身微贱,遂使天然阶级之陋习一扫而空.然而,中国无阶级这一情况也是有利有弊,利在国民比较平等幸福,弊在没有竞争,相博而不能使“民气日昌,民智日开”,又由于“被治之民”中的潜在不满者有渠道可以上升为“治人之人”,得到富贵,所以“民气不聚而民心不奋”.
梁启超认为∶尽管统一与分裂,有阶级与无阶级各有利弊,但如果按照文明的公理,则还是以“合邦统一”与“无阶级”为优,所以说,中国的进化,实际上远在欧洲人二千年以前.但为什么现在拿中国与欧洲文明相比却有了天壤之别呢?这是因为在春秋以前中西相差不远,在这之后却是∶初期中国骤进而欧人如旧,后期则是欧人骤进而中国如旧.比方说,西方在古希腊即有民选代议之制,而中国则从来没有听说过,民众也从不自伸其权,这就是由于一统闭关和无阶级而自安之故.因而初看起来,恰恰是学理上的文明阻碍了事实（物质）上的文明.但实质上,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善用此学理.梁启超最后说∶
“此后社会上之变动,将有不可思议者,数千年之无阶级,俄变为有阶级矣.二千年之停滞,既不可以得进步,今日当于退步求进步,或者我中国犹有突飞之日乎?”i
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在上世纪末发出的对于本世纪的相当准确的预告.中国不久就进入了一个广泛动员,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时代,而在经历了种种“不可思议”的“社会变动”之后,直到今天——在已经可以看到二十一世纪门槛的今天,我们也许才可以说,中国看来已经在退出这一过渡时代,而走入一个比较平静相安,经济发展和自然分流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