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描述：
求散文阅读概念
问题解答：
我来补答
我们对散文概念发生的模糊认识,以郁达夫先生《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为代表：“中国古来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为主要的文体……正因为说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若我的臆断不错的话,则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两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也说不定.”这代表了很多人对散文的模糊认识,这遮蔽了我们固有的丰富的散文理论,有必要对散文这一概念的源起及其内涵作一认真梳理.
散文新概念的发生与佛教之关系研究
1、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
梳理中国散文理论史,我们发现,散文一词不仅原创于中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佛教徒口中.《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锡）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①按赞宁《进高僧传表》：“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赞宁上表.”则《高僧传》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成于端拱元年十月.散文概念最早出现于此时.《宋高僧传》的材料多来源于碑文,如果那样则散文一词也可能出现更早,为中唐代宗年间了.
这里散文与偈颂相对.偈颂的特点是讲押韵,句式多四言,比较工整,那么与偈颂相对的散文则是散体了,它不追求押韵与句式的工整.“今所译者多作散文”这里的散文明显具有文体意义.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散语的概念.
2、散语与散文
散语一词,较早见于《容斋随笔》卷一：“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②而散语词源学上的来历也是出于佛教.《容斋随笔》卷一,六十四种恶口条：“《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③.散语即为恶口之一,则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又有随意、散漫的特点.同时期的陈师道,也使用散语一词：“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④又“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鲍昭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这里,散语是与韵语相对的,是无韵之文（散文）的含义,已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世语云是流行的说法,广泛的说法的意思,则散语是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
散语有散漫、随意之句式、语体的意思,和散文一样有文体的含义.而散文一词,文体意义更鲜明,而散语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淡忘了.
3、译经体?古文?散文
散文概念出现于佛门,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佛教文学高度成熟的结果.过去儒门中人物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释道二家则被目为无益教化的旁门左道.《四库全书》存书3461种79309卷,释家文字只有13部312卷,道家只有44部432卷,总共只占四库书目的百分之一.乾隆在编辑圣谕中明言“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不合朕意”.而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宋代开宝大藏经即达1076部,5048卷.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忽视佛道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魏晋时期佛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译经始至北宋景?四年（1037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其中宋代译500卷）.如果和同一期的文章相比,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共746卷,再加上《全唐文》1000卷,佛家与儒家的著作数量之比是三比一.从文体上看,胡适曾说当年的骈体文几乎涵盖了一切,可偏这个传道的译经文字装不下,只能用古文来写.事实上,译经体是无数译经大师在古文的基础上,吸收梵文的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质朴、通俗、奇句单行的优美散文.
除了佛经文学外,还有本土僧人的制作,一类是与儒道论辩、阐述佛理的著作,他们收入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及《法苑珠琳》等,其中有部分宏扬佛理的文字,著名的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肇论》、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集结》、宗炳《明佛论》等皆长于论辩,思维精致,推理严密,论说成就为本土议论文字不及,形式上散句单行,时用口语,偶有骈俪,但绝非齐梁形式主义.另一类是传记作品,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等,它们记人记事都大有可取之处.
辉煌的译经文学和佛学作品需要自己的话语对这种文体进行表述.印度是一个文体理论和文体思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古典文名著有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它注重讨论文体和修辞,把诗分为有韵律的和无韵律的两种,即韵文体和散文体.檀丁（约七世纪）的《诗境》第一章也主要讨论文体区别和风格类型,将诗（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体（诗）,无韵律体、杂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文体理论、格律修辞理论也一并传入中国,比如文笔之辩,永明体的对偶理论皆受印度文论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左右伴随排佛复儒思潮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理论,试图建立话语上的一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立的受排挤打击的佛教一派必不愿接过古文的大旗,而必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亦即“散语”、“散文”了.所以散文由佛教界人士创造看似个人行为的偶然,实则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必然.
散文概念的接受史
1、北宋时期的散文概念
佛家而外,较早使用散文的是偏于科学的学者沈括,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然《召南》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⑤
从目前材料看,沈括是佛家外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此处散文与对文并用,与偈句与散文并用一样,句式的意义较浓,而文体意义相对淡一些.但是散文文体中最根本的特征散体、散句的意义已经具备了,可以说是散文文体的源头性和母体性概念.沈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正是科学家的敏锐和崇尚真理、不囿门限的态度,使他能够较早地接受佛门创造的散文概念,并将这种文体工具运用于语法语义分析的语言研究中.
沈括之后有苏轼的学生毕仲游使用了散文的概念.其《西台集》卷一在讨论科举考试是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说：“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⑥毕仲游,字公叔,郑州人,有《西台集》20卷.毕文与苏轼的共同点是“源泉万斛之致”,是自由的抒写,这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散文特质：随心所欲地抒写心灵,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上的矛盾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古文的话语与散文的话语的区别是是否独尊儒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毕仲游在表达话语上没有选择带有文化专制、政治色彩、复古倾向的古文,而选择了更有文学意味、泛文化色彩的散文概念.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散文的自觉,是文学脱离政治后的自觉.也是宋代三教合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即是乘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东风,又是对古文运动本身的消解.
2、南宋人的散文观念
南宋人邓肃最早使用散文一词.邓肃《榈集》卷四《昭祖送韩文》：“两鸟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无旋朗.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其大意是昭祖送新雕韩文一部,既感其德,又喜其书.邓肃认为古来散文和诗歌难以兼擅,而韩愈独天才手笔,俱为第一,这里“散文诗律”只能解成散文和诗歌的意思.而以“散文”一语入诗,也可见散文一词的流行程度了.
邓肃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是好友,有《贺朱乔年生日》,又有《谢乔年》.《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在答林择之问后山学黄山谷诗时说：“择之云后山诗恁地深……（朱子）曰：……山谷诗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此处散文与诗对应,是明明白白的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且是诗文戏曲小说四分法中的诗文概念.这句话《后山诗话》的表述为“山谷短于散语,后山短于韵语”则散语略同于散文,具有文体学上的散文的含义.
南宋时期我们可以说散文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去.邓肃朱子而后,周必大、杨万里、陆象山、楼、方逢辰、陈叔方、罗璧、谢伯采、刘辰翁、黄震、龚昱、吕祖谦等人,都使用了散文概念来辨析文体.
南宋人对散文认识的深化在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散文的文体特点,而且认为文体的关系是辩证的,文体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与创作上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等破体为文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南宋人的散文文体意识已经非常明确,经常下关于散文的断语.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下：“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六：“下问诗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语,敬陈所见《寄大儿七字》甚奇古,如《分公十四字》浑成雅健,使山谷见之犹应击节.务官二句乃散文语,前辈固有偶出此体者,如木之就规矩,吾曹不可学也.”这里也是关于散文句式的断语,又涉及到了诗文之别和以文为诗的问题,诗文手法可以借鉴,诗中可以有散文的句法.
南宋人不仅散文文体意识明确,而且对散文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楼《崇古文诀》卷二十四评苏轼的《策略五》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作散文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者,或语句费力者,熟读不患不进.”这里谈“作散文”而不谈作古文,在于楼不是个严格的“以理为主”的真德秀似的古文家,而是个比较通达,深“知味”之于文的散文批评家.散文概念被接纳入教科书,可见它的流行和被接受程度.楼对散文可谓知其味者,他以为散文虽号称散,但也要语断而意不断,断续相连,语句流畅.
宋四六比较流行,作为韵文的四六和作为无韵文的散文,自然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条”,“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文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在罗璧看来骈俪文的特点是整齐而格律,而散文则不讲声律和句式的整齐.谢伯采更认识到四六的声律读宋琅琅上口的特点,并认为四六比古文和散文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欧苏只是以文为四六.谢还隐约的意识到散文的外延要比古文大,古文是散文中的一体.
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应用最多的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和黄震的《黄氏日抄》.《辞学指南》卷三：“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其将诏、檄、记、序皆称为散文,并与时文相对.《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外制召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延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病之习矣.”卷六十七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琢.”《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作为两部文体理论代表作的特点是主要从文体上研究散文,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古文和骈文之争的影子,作为散文家（也可以说古文家）,他们尊古卑骈,崇尚古文、古意、散句的追求,这也是唐宋古文运动打压骈文的文体霸权意识.但是他们不用“古文”,而用“散文”来进行文体对比与界定,这说明了他们文体理论的
进步和深化,说明他们文体理论的成熟,他们已经认识到散、骈之别在于有韵/无韵,有对/无对.而古文则太多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与文体的纯粹意义关系不深.《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的文章部分都是讨论古代文体的专门之作,不过古代文体的诏、制、表、启,皆是以用为本,而不是以体为本.而讨论这些琐细文体时,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具有近代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他们使用散文概念时多与四六、偶句相对,虽然四六、偶句与散文并不是同层级的范畴,但毕竟是纯文体的形式和范畴,而不是功用的范畴.
显而易见,中国文体学的结构是显隐二重结构,显结构即《文选》等标谤的以用为体的数十乃至上百体,而隐结构则是受印度拼音文字传统影响而以有韵、无韵作划分的文体观念,这一观念从刘宋的文笔之辨起,至散文散语概念的提出皆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直接产物.
3、金元时期的散文观念
元人的散文观念进一步跳出了古文的窠臼.金元人对散文文体本身辨析不多,这可能是概念已约定俗成了的缘故.他们的贡献是对散文的本体精神作了许多精彩的发挥.元好问《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一有“散文亦精致”,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与评品.元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十一：“波流风靡,诗降而为律字,画流而为行草,散文变而为四六,歌咏转为市声俚曲.”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这里的散文又是先秦散文的特指了.这也是比较保守的尊古贬骈的文体观.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提出了散文三说：“（公）徐莞尔曰不知谓我云何,至于散文,亦有三说,入作须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酿而多也,末同虿尾,取其临出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可为之法.”这里总结了散文结构章法的精神.
著名文论家王若虚作有《文辨》四卷,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散文观点,《滹南集》卷三十五：“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之,非其本也.”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欧评家们向来称颂欧文阴柔之美,而金元文论家却崇尚精洁峻健之美.王若虚最精彩的观点是真散文真文字的论述,《滹南集》卷三十七：“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所谓真文字,卷三六《文辨》三：“所谓天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卷四五《论诗诗》：“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卷三四《文辨》卷一：“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求真,真性情才是真文字,真散文.王若虚对崇古派的古意追求提出了质疑,可谓求真而不崇古.
刘埙《隐居通议》三十一卷,论文章的有八卷,其卷二十二：“次山览之嘉叹曰：此乃以散文为四六者,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也,呜呼,知我如此,可谓具眼矣.予尝与次山言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若文字有骨气,虽精采差减,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论.”论文以风骨为主,强调血脉贯通,得文章之精神命脉.看来散文自有南北派别,水土之不同也.
4、明人的散文观念
明代是文体学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前期文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一类文体是以形式划分,诗、四六、散文隐蔽其中；二类文体是以功用划分的,而一百二十七类的归结点又是诗、四六、散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曰：“此释经之体非属文之体也.……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丽语,浓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汉魏而降,操觚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势使然也.”这透露了我们一个明人眼中散文外延的信息：“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则论道的六经,后世子史二部,皆属“言”的范畴,不在散文之内.只是“或书之内,时见散文”.这可能源于颜延之把无韵之文分为言、笔二类.
明代另一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汇选》也有11处使用了散文概念.该书以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所收未广,因扩大规模为七百八十卷,所收类别经史诸子百家山径地志靡不收入,分别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搜罗广博,积平生精力抄撮而成,堕典秘文往往收藏.但这本书只是存抄本,传播甚稀,影响不广.不过我们透过它11次使用散文频率,可见散文概念在明代文体学界的大影响.
吴讷的《文章辨体》五卷,外集五卷,陆深《溪山余话》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不过他过分正宗的理学家眼光使他大体以《文章正宗》为蓝本,开口闭口真西山云,独尊古文而绝口不谈散文概念,《四库提要》批评它“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
唐宋派代表作家唐顺之著有《稗编》,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多讨论文体问题,有七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如“露板以宣矣,不可以义隐,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古文辞直义显,昔人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以散文为得体”,体现了尊崇散文的观念.唐顺之《稗编》七次使用散文概念,无疑表明了唐宋派的散文观念.
后七子王世贞为明代文史大家,前人文体著作多囿于古文范畴,以至收入词曲即遭议论,而王世贞能开拓文体天地,将散文、小传、琐言小说并提,《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己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玄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中国古代文体论之发达,在于深细.而囿于古文观念,未能科学分类.诗歌、散文、四六（赋）、小说、戏曲
早已有之,如能开阔眼界,扩大规模,则以简驭繁,以纲带目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早该成形化隐为显了.王世贞这里隐然将小说、戏与诗、文并提了,这实际上即是现代文体学上的四分法的雏形,在文体学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时人的观念中已然有之,只是未能从理论上提纲挈领而已.
散文新概念的发生与佛教之关系研究
1、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
梳理中国散文理论史,我们发现,散文一词不仅原创于中国,出乎大家意料的是,散文的概念最早出自佛教徒口中.《宋高僧传》卷三《唐大圣千福寺飞锡传》：“（锡）天宝初游于京阙,多止终南紫阁峰草堂寺,属不空当途传译,慎选英髦,锡预其数,频登笔受润文之任,代宗永泰元年四月十五日奉诏于大明宫内道场,同义学沙门良贲等十六人参译《仁王护国般若经》并《密严经》,先在多罗叶时并是偈颂,今所译者多作散文.不空与锡等及翰林学士柳抗重更详定,锡充证义正员,辞笔不愧斯职也.”①按赞宁《进高僧传表》：“臣僧赞宁等言自太平兴国七年伏奉敕旨,俾修《高僧传》与新译经同入藏者……端拱元年十月日左街天寿寺通慧大师赐紫臣赞宁上表.”则《高僧传》始修于太平兴国七年,成于端拱元年十月.散文概念最早出现于此时.《宋高僧传》的材料多来源于碑文,如果那样则散文一词也可能出现更早,为中唐代宗年间了.
这里散文与偈颂相对.偈颂的特点是讲押韵,句式多四言,比较工整,那么与偈颂相对的散文则是散体了,它不追求押韵与句式的工整.“今所译者多作散文”这里的散文明显具有文体意义.同一时期还出现了散语的概念.
2、散语与散文
散语一词,较早见于《容斋随笔》卷一：“窃观阁下辅政既以经术取士,又使习律习射而医书画悉皆置博士,此其用意,岂独遗文章乎,而自顷以来此道几废,场屋之间,人自为体,立意造语无复法度,宜诏有司取士以古文为法,所谓古文,虽不用偶俪,而散语之中暗有声调,其步骤驰骋亦皆有节奏,非但如今日苟然而已.”②而散语词源学上的来历也是出于佛教.《容斋随笔》卷一,六十四种恶口条：“《大集经》载六十四种恶口之业曰：粗语、软语、非时语、妄语……”③.散语即为恶口之一,则有非正统、非主流的文化因子,又有随意、散漫的特点.同时期的陈师道,也使用散语一词：“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④又“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鲍昭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这里,散语是与韵语相对的,是无韵之文（散文）的含义,已经具有文体学上的意义.而世语云是流行的说法,广泛的说法的意思,则散语是一得到广泛认可的词语.
散语有散漫、随意之句式、语体的意思,和散文一样有文体的含义.而散文一词,文体意义更鲜明,而散语渐渐被中国古代文论淡忘了.
3、译经体?古文?散文
散文概念出现于佛门,是中古时期佛教文化高度发达,佛教文学高度成熟的结果.过去儒门中人物一直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而释道二家则被目为无益教化的旁门左道.《四库全书》存书3461种79309卷,释家文字只有13部312卷,道家只有44部432卷,总共只占四库书目的百分之一.乾隆在编辑圣谕中明言“至儒书之外,阑入释典道经……不合朕意”.而现存明代《正统道藏》和《万历续道藏》共5485卷,宋代开宝大藏经即达1076部,5048卷.释道文化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忽视佛道的思想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
魏晋时期佛教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译经运动.据统计,从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世高译经始至北宋景?四年（1037年）,计有知名译家192人,译出佛典1333部,5081卷（其中宋代译500卷）.如果和同一期的文章相比,清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共746卷,再加上《全唐文》1000卷,佛家与儒家的著作数量之比是三比一.从文体上看,胡适曾说当年的骈体文几乎涵盖了一切,可偏这个传道的译经文字装不下,只能用古文来写.事实上,译经体是无数译经大师在古文的基础上,吸收梵文的优点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比较质朴、通俗、奇句单行的优美散文.
除了佛经文学外,还有本土僧人的制作,一类是与儒道论辩、阐述佛理的著作,他们收入于《弘明集》和《广弘明集》及《法苑珠琳》等,其中有部分宏扬佛理的文字,著名的如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僧肇《肇论》、谢灵运《与诸道人辩宗集结》、宗炳《明佛论》等皆长于论辩,思维精致,推理严密,论说成就为本土议论文字不及,形式上散句单行,时用口语,偶有骈俪,但绝非齐梁形式主义.另一类是传记作品,慧皎《高僧传》、道宣《续高僧传》等等,它们记人记事都大有可取之处.
辉煌的译经文学和佛学作品需要自己的话语对这种文体进行表述.印度是一个文体理论和文体思辨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印度古典文名著有婆摩诃的《诗庄严论》,它注重讨论文体和修辞,把诗分为有韵律的和无韵律的两种,即韵文体和散文体.檀丁（约七世纪）的《诗境》第一章也主要讨论文体区别和风格类型,将诗（文学）的形式分为三体：有韵律体（诗）,无韵律体、杂体.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印度的文体理论、格律修辞理论也一并传入中国,比如文笔之辩,永明体的对偶理论皆受印度文论的影响.
公元八世纪左右伴随排佛复儒思潮的古文运动,大力提倡“古文”理论,试图建立话语上的一统地位.而与之相对立的受排挤打击的佛教一派必不愿接过古文的大旗,而必创立自己的话语体系,亦即“散语”、“散文”了.所以散文由佛教界人士创造看似个人行为的偶然,实则文化交流与冲突中的必然.
散文概念的接受史
1、北宋时期的散文概念
佛家而外,较早使用散文的是偏于科学的学者沈括,其《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下：“然《召南》茁者葭谓之初生可也.秦风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则散文言之,霜降之时亦得谓之葭,不必初生.若对文须分大小之名耳.”⑤
从目前材料看,沈括是佛家外最早使用散文一词的.此处散文与对文并用,与偈句与散文并用一样,句式的意义较浓,而文体意义相对淡一些.但是散文文体中最根本的特征散体、散句的意义已经具备了,可以说是散文文体的源头性和母体性概念.沈括在北宋学问最为博洽,正是科学家的敏锐和崇尚真理、不囿门限的态度,使他能够较早地接受佛门创造的散文概念,并将这种文体工具运用于语法语义分析的语言研究中.
沈括之后有苏轼的学生毕仲游使用了散文的概念.其《西台集》卷一在讨论科举考试是考诗赋还是考经义时说：“至于诗赋则有声律而见,经义则是散文而难考.”⑥毕仲游,字公叔,郑州人,有《西台集》20卷.毕文与苏轼的共同点是“源泉万斛之致”,是自由的抒写,这正是近代意义上的散文特质：随心所欲地抒写心灵,无拘无束地表达思想.苏轼与王安石在科举上的矛盾是政治家与文学家的矛盾,古文的话语与散文的话语的区别是是否独尊儒术.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毕仲游在表达话语上没有选择带有文化专制、政治色彩、复古倾向的古文,而选择了更有文学意味、泛文化色彩的散文概念.这无疑是一种文学的自觉,散文的自觉,是文学脱离政治后的自觉.也是宋代三教合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即是乘了唐宋古文运动的东风,又是对古文运动本身的消解.
2、南宋人的散文观念
南宋人邓肃最早使用散文一词.邓肃《榈集》卷四《昭祖送韩文》：“两鸟相酬不肯休,欲令日月无旋朗.斯文未丧得韩子,扫灭阴霾霁九州.古来散文与诗律,二手方圆不兼笔.独渠星斗列心胸,散落毫端俱第一……”；其大意是昭祖送新雕韩文一部,既感其德,又喜其书.邓肃认为古来散文和诗歌难以兼擅,而韩愈独天才手笔,俱为第一,这里“散文诗律”只能解成散文和诗歌的意思.而以“散文”一语入诗,也可见散文一词的流行程度了.
邓肃与朱熹的父亲朱乔年是好友,有《贺朱乔年生日》,又有《谢乔年》.《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在答林择之问后山学黄山谷诗时说：“择之云后山诗恁地深……（朱子）曰：……山谷诗善叙事情,叙得尽,后山叙得较有疏处.若散文则山谷大不及后山.”此处散文与诗对应,是明明白白的文体意义上的散文概念.而且是诗文戏曲小说四分法中的诗文概念.这句话《后山诗话》的表述为“山谷短于散语,后山短于韵语”则散语略同于散文,具有文体学上的散文的含义.
南宋时期我们可以说散文概念已经广泛流传开去.邓肃朱子而后,周必大、杨万里、陆象山、楼、方逢辰、陈叔方、罗璧、谢伯采、刘辰翁、黄震、龚昱、吕祖谦等人,都使用了散文概念来辨析文体.
南宋人对散文认识的深化在于更深刻地认识了散文的文体特点,而且认为文体的关系是辩证的,文体之间是可以打通的,这与创作上以文为诗、以文为赋、以文为词、以诗为文、以文为诗等破体为文的创作实践是一致的.南宋人的散文文体意识已经非常明确,经常下关于散文的断语.陈叔方《颖川语小》卷下：“然也字用多最难,韩文公《祭潮州大湖神文》一篇全用也字,亦不过有韵脚而缀也字,若毛诗.然至欧阳文忠公作《醉翁亭记》乃散文尔.”杨万里《诚斋集》卷一百六：“下问诗之利病,知非肝鬲上之语,敬陈所见《寄大儿七字》甚奇古,如《分公十四字》浑成雅健,使山谷见之犹应击节.务官二句乃散文语,前辈固有偶出此体者,如木之就规矩,吾曹不可学也.”这里也是关于散文句式的断语,又涉及到了诗文之别和以文为诗的问题,诗文手法可以借鉴,诗中可以有散文的句法.
南宋人不仅散文文体意识明确,而且对散文特点作了具体分析.楼《崇古文诀》卷二十四评苏轼的《策略五》曰：“此篇主意在通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作散文生疏,苦于断续不相连者,或语句费力者,熟读不患不进.”这里谈“作散文”而不谈作古文,在于楼不是个严格的“以理为主”的真德秀似的古文家,而是个比较通达,深“知味”之于文的散文批评家.散文概念被接纳入教科书,可见它的流行和被接受程度.楼对散文可谓知其味者,他以为散文虽号称散,但也要语断而意不断,断续相连,语句流畅.
宋四六比较流行,作为韵文的四六和作为无韵文的散文,自然是文论家关注的焦点.罗璧《识遗》卷二：“崛奇可味条”,“骈俪贵整,散文忌律,各有当也”.谢伯采《密斋笔记》卷三：“四六本只是便宣读.要使如散文而有属对乃善.欧苏只是一篇古文,至汪龙溪而少变.郑侍郎望之云,四文使重不如使轻,使实不如使虚.”在罗璧看来骈俪文的特点是整齐而格律,而散文则不讲声律和句式的整齐.谢伯采更认识到四六的声律读宋琅琅上口的特点,并认为四六比古文和散文具有更高的艺术要求,欧苏只是以文为四六.谢还隐约的意识到散文的外延要比古文大,古文是散文中的一体.
南宋时期散文概念应用最多的是王应麟的《辞学指南》和黄震的《黄氏日抄》.《辞学指南》卷三：“记序用散文,须拣择韩柳及前辈文,与此科之文相类者熟读.作文贵乎严整,不可少类时文.”其将诏、檄、记、序皆称为散文,并与时文相对.《黄氏日抄》卷六十四：“外制召试三道其二以散文为之,以此知祖宗盛时制诰尚存古意,自宏词之名立而朝延训诰之文遂同场屋声病之习矣.”卷六十七外制：“从官用偶句,余多散文,偶句亦不雕琢.”《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作为两部文体理论代表作的特点是主要从文体上研究散文,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古文和骈文之争的影子,作为散文家（也可以说古文家）,他们尊古卑骈,崇尚古文、古意、散句的追求,这也是唐宋古文运动打压骈文的文体霸权意识.但是他们不用“古文”,而用“散文”来进行文体对比与界定,这说明了他们文体理论的
进步和深化,说明他们文体理论的成熟,他们已经认识到散、骈之别在于有韵/无韵,有对/无对.而古文则太多内容上的、意识形态上的含义,与文体的纯粹意义关系不深.《辞学指南》和《黄氏日抄》的文章部分都是讨论古代文体的专门之作,不过古代文体的诏、制、表、启,皆是以用为本,而不是以体为本.而讨论这些琐细文体时,他们不自觉地使用了具有近代文体意义的散文概念.他们使用散文概念时多与四六、偶句相对,虽然四六、偶句与散文并不是同层级的范畴,但毕竟是纯文体的形式和范畴,而不是功用的范畴.
显而易见,中国文体学的结构是显隐二重结构,显结构即《文选》等标谤的以用为体的数十乃至上百体,而隐结构则是受印度拼音文字传统影响而以有韵、无韵作划分的文体观念,这一观念从刘宋的文笔之辨起,至散文散语概念的提出皆是中印文化交流碰撞的直接产物.
3、金元时期的散文观念
元人的散文观念进一步跳出了古文的窠臼.金元人对散文文体本身辨析不多,这可能是概念已约定俗成了的缘故.他们的贡献是对散文的本体精神作了许多精彩的发挥.元好问《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卷三十一有“散文亦精致”,这是一种艺术的要求与评品.元胡祗通《紫山大全集》卷十一：“波流风靡,诗降而为律字,画流而为行草,散文变而为四六,歌咏转为市声俚曲.”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退化观,这里的散文又是先秦散文的特指了.这也是比较保守的尊古贬骈的文体观.王恽《秋涧集》卷八十二《中堂事记》下提出了散文三说：“（公）徐莞尔曰不知谓我云何,至于散文,亦有三说,入作须若虎首,取其猛而重也,中如豕腹,取其酿而多也,末同虿尾,取其临出螫而毒也,此虽常谈,亦可为之法.”这里总结了散文结构章法的精神.
著名文论家王若虚作有《文辨》四卷,提出了一些精彩的散文观点,《滹南集》卷三十五：“退之评《伯夷》止是议论,散文而以颂之,非其本也.”卷三十六：“欧公散文自为一代之祖,而所不足者,精洁峻健耳.”欧评家们向来称颂欧文阴柔之美,而金元文论家却崇尚精洁峻健之美.王若虚最精彩的观点是真散文真文字的论述,《滹南集》卷三十七：“杨雄之经,宋祁之史,江西诸子之诗皆斯文之蠹也.散文至宋人始是真文字,诗则反是矣.”所谓真文字,卷三六《文辨》三：“所谓天文岂有定法哉?意所至则为之题,意适然殊无害也.”卷四五《论诗诗》：“文章自得方为贵,衣钵相传岂是真；已觉祖师低一著,纷纷法嗣复何人?”卷三四《文辨》卷一：“夫文章唯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求真,真性情才是真文字,真散文.王若虚对崇古派的古意追求提出了质疑,可谓求真而不崇古.
刘埙《隐居通议》三十一卷,论文章的有八卷,其卷二十二：“次山览之嘉叹曰：此乃以散文为四六者,正是片段议论,非若世俗抽黄对白而血脉不贯者也,呜呼,知我如此,可谓具眼矣.予尝与次山言不论古文时文,诗章四六,但凡下笔铸辞,便当以风骨为主,若文字有骨气,虽精采差减,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论.”论文以风骨为主,强调血脉贯通,得文章之精神命脉.看来散文自有南北派别,水土之不同也.
4、明人的散文观念
明代是文体学繁荣时期,出现了许多文体学专著.徐师曾《文体明辨》是明前期文体论的集大成者.他将文体分为一百二十七类,其中一类文体是以形式划分,诗、四六、散文隐蔽其中；二类文体是以功用划分的,而一百二十七类的归结点又是诗、四六、散文.徐师曾《文体明辨序》曰：“此释经之体非属文之体也.……又如诏诰表笺诸类,古以散文,深纯温厚,今以丽语,浓鲜稳顺,谓无古今不可也.”,徐师曾《倪文贞集?原序》：“汉魏而降,操觚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势使然也.”这透露了我们一个明人眼中散文外延的信息：“著书日寡,散文日繁,盖道简而难言,事短而递起”,则论道的六经,后世子史二部,皆属“言”的范畴,不在散文之内.只是“或书之内,时见散文”.这可能源于颜延之把无韵之文分为言、笔二类.
明代另一文体学著作《文章辨体汇选》也有11处使用了散文概念.该书以吴讷《文章辨体》五十卷所收未广,因扩大规模为七百八十卷,所收类别经史诸子百家山径地志靡不收入,分别各体为一百三十二类,搜罗广博,积平生精力抄撮而成,堕典秘文往往收藏.但这本书只是存抄本,传播甚稀,影响不广.不过我们透过它11次使用散文频率,可见散文概念在明代文体学界的大影响.
吴讷的《文章辨体》五卷,外集五卷,陆深《溪山余话》称《文章辨体》一书号为精博,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后未有能过之.不过他过分正宗的理学家眼光使他大体以《文章正宗》为蓝本,开口闭口真西山云,独尊古文而绝口不谈散文概念,《四库提要》批评它“去取亦漫无别裁,不过取盈卷帙耳,不足尚也”.
唐宋派代表作家唐顺之著有《稗编》,唐顺之《稗编》卷七十五多讨论文体问题,有七处使用了散文概念.如“露板以宣矣,不可以义隐,大抵唐以前不用四六,古文辞直义显,昔人檄以散文为得体,信乎.”“以散文为得体”,体现了尊崇散文的观念.唐顺之《稗编》七次使用散文概念,无疑表明了唐宋派的散文观念.
后七子王世贞为明代文史大家,前人文体著作多囿于古文范畴,以至收入词曲即遭议论,而王世贞能开拓文体天地,将散文、小传、琐言小说并提,《州四部稿》卷一百四十六：“正史之外有以一言一事为记者,如刘知己所称琐言,当以刘义庆《世说新语》第一,散文小传如伶玄飞燕虽近亵,虬髯客虽近诬,毛颖虽近戏,亦是其行中第一.”中国古代文体论之发达,在于深细.而囿于古文观念,未能科学分类.诗歌、散文、四六（赋）、小说、戏曲
早已有之,如能开阔眼界,扩大规模,则以简驭繁,以纲带目的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早该成形化隐为显了.王世贞这里隐然将小说、戏与诗、文并提了,这实际上即是现代文体学上的四分法的雏形,在文体学上迈进了一大步.可以说时人的观念中已然有之,只是未能从理论上提纲挈领而已.
展开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