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中国的黄河,位于中国中部.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形成
黄河下游800公里的地上悬河（又简称地上河）堪称世界之最,悬河河床高度,相对于两岸河堤之外的平原,现已高出3-5米,有的河段达10米,究其原因,乃是黄河夹沙量大,每年约16亿吨泥沙的四分之一堆积在这一段坡降不大,水流平缓的河床之中,河底逐年淤垫所致.
这种情况,是怎样形成的呢?我们只要翻开历史考查一下它的原委,便可以知道并非自有河患以来即是如此.非但先秦至隋代时期不是如此,唐宋时期也非如此.在那漫长的岁月中,黄河下游基本上还是改道频繁的河流,入海之处或北或东或南,持续时间长短不一,但以北流入渤海为主.自南宋初年即
1128年（建炎二年）在战乱之中,为了阻止金兵南下.末开封守将社充决开黄河以阻金兵,才是黄河长期南泛夺淮人海的开始.而南泛的黄河,自
1128年以后至元代的结束,明代的前期,并没有稳定的河床,只是分成多股的黄流,泛滥于豫中到鲁西南的广泛平原之上,或分或合,直至明代后期的隆庆、万历年间,出于保证运河的漕运畅通和每年江南数百万石粮食安全运抵京师北京的需要,必须稳定黄河河床,使运河在徐州以南得以“引黄济运”,徐州以北又不受到黄河决口、改道后对运河的冲击和破坏,又要使徐州以南黄水入运河不致淤浅,阻碍漕运.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将治黄治运联系起来的方针.明代万历年间的治黄专家、河道总理万恭（匕匕叫
592）在他的专著《治水鉴蹄》一书说得很清楚：“治黄河,即所以治运河”,“若不为饷道计,而徒欲去河之害,以复禹故道,则从河南铜瓦厢一决之,使东趋东海,.则河南、徐、邓永绝水患,是居高建领水也,而可乎?”就是说,指黄河就是为了治运河,使运道畅通,若不为将江南的粮食运到北京,仅仅是为了免除黄河之害,只要河南铜瓦厢把黄河北岸决开,使黄河东走渤海,则河南、徐州、邳州一带就会永远没有黄河水患了.因为这是高屋建瓴之势,非常容易达到的单纯治黄的目的,那样做行吗!能解漕运问题吗?
这种观点完全改变了以往治黄治运不相联系的传统方针,在当时应该说是比较进步的吧.
要达到这样一种围绕治运而治黄的目的,采取的措施必须达到两个要求：即要黄河不危害运河,又要利用黄河之水补充运河.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第一步要在黄河两岸坚筑堤防,固定黄河河床,第二步要利用黄河之水力冲刷河床的积沙,使之不淤垫河床.反过来两岸的巩固堤防又成了来水攻沙的工具．但实际运用中,由于黄河下游的河道平缓,并不能完全解决攻沙的问题,于是黄河河床还是不断地在逐年增高,于是两岸的河堤也在逐年增高,经过从明朝晚期到清朝晚期300余年的积累,世界著名的地上悬河也就形成了.明代晚期这种“固定河床,束水攻沙”的方针提出并开始实行之时,并不是没有人提出过反对的意见,如当时的另一担任过总理河道的杨一魁便指出过束水攻沙有加强地上悬河的潜在危险.他认为“善治水者,以疏不以障,年来堤上加提,水高凌空,不啻过颡,滨河城郭,决水可灌.”与他同时的王立胜也指出：“自徐（州）而下,河县日高,而为堤以束之,堤与徐（州）城等.堤增河益高,根本大可虑也.”还有人指出“固堤束水,
未收剧沙之利,而反致冲决.”或指出“先因黄河迁徙无常,设遥缕堤束水归槽.及水过沙停,河县日高,徐部以下,居民尽在水底.”但是由于找不出更好的方法来治黄保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行了几百年,其结果是地上悬河越是越高,一旦决口,黄河之水天上来,给人民造成巨大损失,悲惨的景象直到解放以前,历演不衰.悬河的威慑力量,有如达摩克里斯（Democles）之剑,其阴影至今仍未消除．虽然黄河确实已在
1855年（清咸丰五年）于铜瓦厢决口,东趋渤海；而南北大运河的酒运任务早已解除,我们治黄的方针、措施、要求等等,是否还有遵循明清时代遗留给我们的方向继续走下去的必要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