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习,就是先天素质或禀赋与后天的教学(包括环境影响),也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孔子明确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充分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和环境的影响.但是,孔子也承认先天素质或禀赋在每个具体的人身上是有差别的,相近并非完全等同.教学上不能不考虑人的素质的差别.他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他甚至断定：“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这自然有其阶级含义,反映了对劳动民众的鄙视心理,但他肯定天赋、素质的差异也不无根据,其理论意义更是不应忽视的.更可贵的是,孔子并没有丧失对教育和后天学习的信心.他说：“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后世学者对性与习都作过更深入的探讨,有的主张性善(如孟子),有的主张性恶(如荀子),有的则主张性三品(如董仲舒等),都从不同的方面进一步阐明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尽管有不少人由此而陷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泥潭,却也为后人留下了可贵的思想资料和探索的足迹.不可否认,有的教育家在探讨遗传、环境与教育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上确有长足的进展.如王夫之明确指出：“夫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之.”“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孙中山先生对此更有一段极其精辟的论述：“夫人不能生而知之,必待学而后知；人不能皆好学,必待教而后学,故作之君,作之师,所以教养之也.……质有愚智,非学无以别其才；才有全偏,非学无以成其用.有学校以陶冶之,则智者进焉,愚者止焉,偏才者专焉,全才者普焉.盖贤才之生,或千百里见一,或千万人而有一,若非随地随人而施教之,则贤才亦以无学自废,以至于湮没而不彰.”这正是继承发展了孔子性与习思想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