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每位总统都是领袖,但是每次选总统的时候,我们都希望选出一位领袖,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彷徨和危机之时.在安逸的年代里,我们是有矛盾心理的,毕竟,领袖爱提要求,要挑战现状,会整顿改革.
时势造英雄,时机对领袖和对其他任何事都一样重要.领袖必须在人民盼望领袖的时刻登台亮相,如邱吉尔在1940年、罗斯福在1933年和列宁在1917年那样.在他亮相的时候,他还必须提出简单、有说服力的纲领.
伟大的领袖几乎总是善于删繁就简,他们撇开争论、反驳和怀疑,直接提出人人易懂易记的解决方案.邱吉尔告诫英国人要准备付出“鲜血、劳作、眼泪和汗水”,罗斯福告诉美国人“我们唯一要惧怕的就是惧怕本身,”列宁向厌战的俄国人许诺和平、土地和面包.直截了当而又影响深远的信息.
领袖应该什么样,我们心中有一幅图像.我们甚至能够指认出一些身体上的标志：他们无需身材高大,但必须有非同一般、引人注目的特征——如约翰逊的鼻子和耳垂、艾森豪威尔的大笑脸.他们还有身边的标志性物品,如林肯的高顶礼帽、肯尼迪的摇椅.我们期望我们的领袖稍稍与众不同,不能像普通人似的.福特总统的麻烦一半都在于如下的事实：如果你闭上一会眼,你想不起来他的脸、他的身材或者衣着.做领袖的应该有令人难忘的特征,让人过目不忘,永生难忘.
领袖如果能够做某些我们大多数人不能做的事也有助于他的威望：罗斯福战胜了小儿麻痹症,毛泽东以72岁高龄搏浪长江.我们不希望我们的领袖“就和我们一样.”我们希望他们像我们,但比我们强,有点特别之处、过人之处.然而如果他们太与众不同的话,我们也不接受他们.史蒂文森嫌太理智,洛克菲勒又太富有.
即使是电视,虽然其作为图像媒体以重形式而轻内容多为人诟病,也不能完全掩盖我们所认同的领袖气质,或者这些气质的缺失.电视暴露了尼克松的不安全感,以及汉弗莱对自己的声音不可救药的迷恋.
领袖必须懂得如何运用权力(这是领袖能力的核心),但他还得知道怎样表现出他有这一能力.他必须能够给人以坚毅不拔的印象,不能身体笨拙(如福特),不能眼珠乱转(如卡特).
一位中国哲学家曾经讲过,领袖必须长袖善舞,其中蕴含着大智慧.领袖应该懂得如何表现得轻松而自信.他的步态应该坚定而且目标明确.他应该像林肯、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那样,能够敞开心扉,捧腹大笑,而不是像尼克松或卡特那样,用苍白无力的咧嘴笑表示好脾气.里根受过演员训练,这在他与卡特的辨论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通过轻松随和的举止、和蔼亲切的神态,他成功地使选民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他才是真正的总统,卡特是挑战者.
既然我们知道要寻找什么样的领袖,为什么还那么难找到呢?答案在于一个与领袖有关的非常简单的事实——只有人民想去那里,你才能领导他们向那里去.领袖追随民心,只是走在前面一步.美国人想走出大萧条,需要有人告诉他们能够做到,于是罗斯福给了他们信心.英国人相信虽有1940年的溃败,他们仍然能够赢得战争,于是邱吉尔告诉他们这样想没错.
领袖站在风口浪尖,顺潮流而动,他理解人民最深切的愿望.他不可能将一个不惜一切代价维系和平的国家带入战争,也不可能阻止一个下定决心战斗的国家投身战斗.他的使命必须与国民的意愿相吻合.他的任务是将人民的精力和渴望汇集成力量,用简单的言辞为这股力量找到方向,激励人民,让人民感到他们之所向往的一定能够实现,他们的努力意义重大,成败掌握在他们手中.
最重要的是,他必须使我们的愿望看上去崇高,让我们相信自己正在参与创造伟大的历史,让我们对自己油然而生光荣感.邱吉尔只凭雄辩的口才而成功地将英国1940年的失败和敦克尔刻撤退演变成重要的胜利；罗斯福的慷慨陈词使珍珠港美舰队的巨大损失没有成为全国蒙羞的丑闻,而是变成了团结全体国民的宣言.领袖必须让我们热血沸腾,而不是诉诸我们的理性……
伟大的领袖必须具有某种非理性的物质,顽固地拒绝正视现实、盲目地乐观,即使在我们担心大势已去时,他也能让我们相信情况并非如此.孔子曾提出,谋臣们应当冷静如冰,而伟大的人主则要热情似火,有一股子天赐的狂热.
领袖要等到我们准备好欢迎他时才会出现,因为领袖就像一面镜子,反照出的是我们自己的使命感,他说出的是我们自己的梦想和希望,他将我们的需要和担忧转变成统一的政策和行动纲领.
我们的力量让他坚强,我们的决心让他坚定,我们的勇气使他成为英雄.归根结底,他象征了我们最好的一面,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和意志塑造了他.而当我们缺少这些品质时,我们便造不出领袖,即使用尽所有形象塑造的技巧,我们也伪造不出来.毕竟,他只是我们的总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