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丛林法则的国际政治果真为自由主义的天敌?自由主义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回答.自由主义强烈的入世关怀,使它在所有的国际思想学派中,对世界秩序的规划最抱有宗教般的执著与狂热情结.如前所论,自由主义把世界政治设想为处于战争与和平的“混杂状态”（heterogeneous state）之中.自由主义并不静止地把世界政治看作是“霍布斯丛林”,自由主义认为,世界政治是一片“可培育（耕种）的园地”（cultivable garden）,它既存在战争的状态,但也有和平状态的可能性.[19]自由主义相信进化与进步力量,从个人自由的保护,到自由国家的扩大,再到国际层次的制度与法律约束,国际政治生活会逐步达到自由国家内部社会那样的秩序.这就是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国际社会改造原理.
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失其时代意义.在所有的国际思想流派中,自由主义也是最早洞察到国际政治发生的转型及其带来的挑战.在现实主义还迷恋领土政治的游戏规则时,自由主义已经意识到超越国界的共同问题对传统国家间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影响.而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内在的改造,即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换,对此做出即时的回应.二战以后国际关系领域多边制度的风行,肇始于欧洲的区域主义及其对其他地区正在产生的示范效应,多边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中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与自由主义理念在国际政治的贯彻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由主义为我们时代提出的最迫切问题就是,在国际力量参与各国内部政策调整范围持续扩大,以及跨国社会力量对国家行动制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国家与国际的两级关系变得格外紧张,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完成了为处理国家之下问题的国家层次的权威分配问题,但是,正如前述,在国家之间和国家之上问题的解决上,国际社会所被赋予的公共权力是欠缺的.如何平衡这样一对关系,为未来世界秩序之关键.自由主义不能全部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就新自由主义力主国际层次管理机构安排的意义而言,仍然为全球化下的国际治理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一种途径.补充：以自由主义视角观照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于我们也不无启发意义,这是现实主义视角不能给予我们的.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如何从自由主义视角研究中国与世界?第二,如何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发现自由主义的意义?第一个问题与研究方法有关.从作为研究方法的自由主义来说,需要我们更多地从国家-社会关系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自由主义强调社会性因素的作用,像非政府组织与跨国社会团体等在中国外交变化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随着法治中国的发展,中国强国家-弱社会模式的变化在外交上的含义是什么?作为超大社会与单一国家,中国的央地关系以及国内不同利益集团（部门）之间的博弈怎样影响到外交领域的变化?中国独特的国内区域经济体与其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对未来东亚国际关系的含义为何?如此等等.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无疑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国家关系提供许多全新的问题.第二个问题事关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自由主义维度.这一视野下也有许多有趣的问题,例如,经济开放及经济外交如何改变着中国处理与他国（地区）的纷争方式?中国参与国际制度以及国际制度介入中国,怎样影响着中国多边外交以及中国对多边主义的信念?中国在东亚区域化过程中怎么看待国家与地区两级层次中的权威分配?等等.显然,在现实主义主导的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自由主义分析的引入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促进研究进步的有意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