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长征的著作汗牛充栋,就我以往的涉及,大多集中于红军的英勇善战与毛泽东的运筹帷幄,以情节吸引读者.而从学术角度对长征进行分析的,这是第一本. 共产党与毛的崛起并最终夺取政权,始终是一件奇迹般的事情,而这个奇迹就发端于长征.通俗读物将其归因于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更认真一点的著作会指出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权力的掌握是一个渐进而有反复的过程,但这些著作总体给人的印象是更多的强调了毛在军事上的指挥才能,对政治因素强调不够.并且总体而言,以往著作大多偏叙述而少分析.本书提纲挈领的将长征前后指导共产党的路线分别总结为博古的革命理想主义和毛泽东的政治现实主义,并将这一路线转变视为毛领导共产党成功的最终因素.这个结论乍一说出,并不难于理解,但却又有眼前一亮的感觉.这也是几乎所有好理论的特征,它不会让你惊奇,而只会觉得顺理成章,但又茅塞顿开. 遵义会议后,在毛的主张下,中国共产党陆续纠正了一系列过左的革命政策,例如在长征路上就开始尝试着与国民党修复关系,修改土地政策中的激进部分,不再试图用毁灭性的手段打击富农,这都是偏离正统的马列主义轨道的做法,然而也卓有成效的扭转了共产党的命运,并就此终于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道路”. 在长征之前,作者也详细叙述了毛失势前后中共中央一系列激进的左倾政策给中共带来的巨大损失,但这一部分,让我略有些疑问的是作者似乎过于低估了毛在这一阶段作为军队的实际领导人以及苏区最高领袖所发挥的实际影响力,例如对于富田事变及随后的肃反,作者没有太多讲述毛与此事的关系,而按高华在《红太阳》一书中的叙述,毛负有重要责任,那么这是一种基于革命理想主义的肃反,还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排斥异己?再如福建事变后中共反应缓慢,迟迟不加以援手,这是作者用来抨击当时中共中央意识形态的色彩过重的一件论据,但在易劳逸先生的著作《1927-1937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曾有分析指出毛在这一决策中同样发挥了重大影响. 另外格外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张国焘与毛争权的评论.这一事件以往多被定论为张个人的野心与阴谋,即使所谓的电报事件始终查无实据,但张试图向党中央挑战的这一行为,一直牢牢将其钉死在耻辱柱上无法翻身.作者在书中很有趣的指出,事实上,毛也是在遵义会议上以中央的严重指挥错误为理由而成功夺权,那么,张做为当时最强大红军力量的领导人,以同样的理由要求中央交出部分权力,其实是同样性质的行为.只不过成王败寇,张在战略眼光上的严重短缺,最终导致分兵后的军事失败,并随之带来了政治失败.更进一步,针对毛以截获张的密电为理由紧急带中央红军分兵北上,作者从法理上也有一番有趣的评论.自然,我想这不需要太过当真,那并不是一个凡事都需循规蹈矩的时代,而这也恰反映了毛的现实主义的做事风格. 应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结合了生动叙述与严谨分析的历史著作,除了提供一些有趣的史料以外,它最大的价值是提出了一个切入历史的角度.面对那个迷一般的时代,我想有时候一个合适的观察角度要比一大堆纷繁复杂互相矛盾的史料重要的多,当然毋庸强调的时候,要提防僵化于某个角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