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从王廷到社会底层,到处都可看到“士的身影.探讨这个阶层的活动,对深入了解战国的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与文化,很有裨益.
1、士在社会中的地位
士的组成既然十分庞杂,其社会地位也就不可能相同.因此对士的社会地位只能从不同层次进行考察.
(一)士与等级的关系
春秋时期,士基本上是等级制中的一个层次.到了战国,等级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秦朝在旧等级制基础上制定了二十等军爵,使等级更加繁杂周密.山东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但大体上也是向繁杂周密方向发展.战国时期等级制的另一个特点是把民纳入其中,出现了民爵.在战国的等级制中,士不全是等级概念,但又与等级有关.
在政府的法规命令中,除秦二十等爵把“公士”作为第一级之外,在山东各国,还未见到把士作为一个等级的明文规定.不过在当时许多著述中,常常把士作为一个特定的等级来看待.
《墨子》许多篇叙述的庶人—士—大夫—诸侯—三公—天子序列,既可视为行政体系,又可视为等级体系.
更多的著作在论述婚、丧、衣、食等礼俗时,把士作为介于大夫与庶人之间的一个特定等级[5]（).孟子葬其母与其父不一样,为母亲办丧事以三鼎,为父亲办丧事以五鼎,其原因就在“前以士,后以大夫”[6].此例说明士与大夫有明确的分界.
在社会生活习惯中,人们也把士作为一个特定阶层来看待.《荀子·王制》：“农农,士士,工工,商商.”《孟子·离娄下》：“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
另外,在诸子书中,也有士中再分等级的记录.《墨子·节葬下》载：“上士之操葬也.”所谓“上士”,显然是别于下士而讲的.《荀子·正论》中把士分为元士与庶士两等.春秋以前,士中又分等次；战国有关分等次的记载恐怕只是历史的孑遗.
从战国的历史发展看,士是由等级向社会阶层转变的时期.等级是由政府明令或由习惯法约定成俗的规定.社会阶层不同于等级,它是由多种因素形成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社会活动的方式.可是在等级社会中,阶层又不能不受到等级的影响与制约.所以在习惯上,人们还是把士视为高于民的一个等级,这是在转变时期产生的现象.
2.士的来源
春秋以前,士作为一个社会等级,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士之子恒为士”[1].到了战国,士虽然仍有等级的含意,但逐渐转变为社会上的一个阶层.这个阶层成为上(统治者、官吏)与下(被统治者、民)交流、转换的重要纽带.这主要是由战国时期“士”来源的特殊性决定的.战国时期的“士”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贵族的支庶无疑仍是士的一个重要来源.纵横巨子张仪即是出身于“魏氏余子”[2].“余子”就是支庶.这一类的例子比比皆是：范雎原也是“梁余子”[3],商鞅原是“卫之诸庶孽公子也”,” [4]韩非也出自“韩之诸公子”[5],不一而足.总之,贵族、官宦的庶孽、后裔大部分落入了士这个阶层.目前我们虽无法作出具体统计,但这类人物的数目是不会很少的.例如齐靖郭君田婴一人便有40余子,其庶孽之多是可想而知的.这些庶孽沦落的第一个阶层就是士.
士的另一个来源就是通过举荐或读书等途径,从下面升上来的.这种情况早在春秋时已出现,到了战国更为普遍.《墨子·尚贤上》说：“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所谓“举之”,首先指选拔为士.有的从学的人第一步是通过学而为士.宁越是由学而为士、由士而为公侯师的典型.《荀子·王制》说：“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管子·小匡》载：“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朴野指农人.另外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下层人通过学进入士的行列.《荀子·大略》载：“子赣(子贡)、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吕氏春秋·尊师》载：“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于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于子夏.”《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郑之贱臣.学术以干韩昭侯,昭侯用为相.”《史记·甘茂列传》：“甘茂起下蔡闾阎.”秦王政的谋臣姚贾为“梁监门之子”[6].政治上活跃一时的史举,是“上蔡之监门也”[7].从春秋后期,特别是孔子之后,私人办学之风大盛,数以十计、百计甚至上千的生徒,不是士也就是士的后备军.以上说的是文士.武士主要是从战场上培养出来的.
所以,士成为社会阶层中上与下的交会和孳生阶层.上下的对流量越大,士的队伍就越大.战国时期,上下的对流量比较大,因此士的队伍发展迅速.另外,士的发展与官僚队伍的发展成正比.士是官僚的候补者,官僚队伍的扩大,势必引起士队伍的扩大.战国时期是官僚制度普遍推行时期,它是推动士队伍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