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却阴差阳错地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为“百年第一”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他入朝为官之时,正是北宋开始出现政治危机的时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政绩显赫,深得民心.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当时有人（李定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但元佑六年（1091年）,他又被召回朝.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外放颍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再次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