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表现的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伟大政治抱负
范仲淹幼年丧父,生活贫苦,却刻苦读书,少有大志.据《宋史》记载,他从小就立下“不能利泽生民,非丈夫平生之志”的誓言.
欧阳修给他写的墓碑文也说：“公少有大节,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可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是范仲淹自幼的心语,而藉《岳阳楼记》一文广为人知.
“先忧后乐”的思想,究其渊源,即是儒家的仁爱思想.孟子就曾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范仲淹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要超越个人的忧乐,以天下为己任,以利民为宗旨,补救时弊,积极进取.为此,就要不为外物所动,不论是自然界的阴晴明暗,还是社会环境的顺遂艰难,都不能动摇心中的信念.
范仲淹的从政生涯,始终践行了这一信念.例如,天圣七年（1029）,30岁的范仲淹还在没有资格进谏的小小秘书阁校理任上,就上书谏止皇帝宋仁宗率百官为章献太后朝拜上寿；第二年又直接上书请章献太后还政退位──那时章献太后正垂帘听政,权倾朝野,满朝文武,“无敢言者”.范仲淹因此被贬离京,三年后才回来.又如,景三年（1036）,范仲淹向宋仁宗进《百官图》,指斥宰相吕夷简结党营私,任用谗佞,反被诬为“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又遭贬斥,连为他鸣不平的欧阳修等人也被贬放.
范仲淹仕途沉浮几十年,数遭贬黜,但他澄清吏治、忧国忧民之心始终未改.他用自己的俸禄,在家乡买“义田”千亩,救济贫穷的族人,而自己却贫苦一生,以至于死时“身无以为殓,子无以为丧”.
为民请命,忧民之忧,这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的具体体现.
《醉翁亭记》则表现了太守与民同乐、共醉太平的思想感情.
欧阳修《醉翁亭记》写他与众宾野宴尽欢以后,感叹道：“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依照一般的说法,“乐其乐”中的“其”就指欧阳修自己.也就是说,欧阳修乐的是自己独得的山水之乐趣,而与滁人的“从太守游而乐”不相干.如果真是如此,那就跟文章所要表达的“与民同乐”这个主题发生了牴牾.说滁人“不知”,言外之意就是只有自己才懂得山水的乐趣,滁人只是陪着太守“随喜随喜”而已.这样的的理解,跟整篇文章的情感内容也是不相吻合的.
我以为,“其”字应该是指代滁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证明.“其”作为代词,必然有上下文提供的内涵基础.“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主语是人而不是太守,如果把后一分句说完整,那就是“人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其”所指代的对象正是“人”；下文“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中的“其”,指代滁人之意更为显明.这两个“其”字所指的不能不是同一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