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五四”以前已经在他文章中提起过“法布耳”的《昆虫记》.把《昆虫记》奉为"讲昆虫生活"的楷模.
想必当时他所根据的材料是日文.我没有时间去查书,不敢说我的记忆正确无误.(P.6)
其实,鲁迅最早是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日记中记下：“下午往东亚公司买《辞林》一本,《昆虫记》第二卷一本,共泉五元二角.”这里并未提到“法布耳”,其时远在“五四”之后,而且日记当时并未公开发表.鲁迅公开发表的文字中：
单为在校的青年计,……至少还该有一种通俗的科学杂志,……现在要Brehm的讲动物生活,Fabre的讲昆虫故事似的有趣,……(《华盖集·通讯二》)
此文写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七日,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三日《猛进》周刊第五期,一定在“五四”之后,这里根本未提书名,也没有“法布耳”这个中文音译名.又,鲁迅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写的《春末闲谈》,初载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莽原》第一期,收入《坟》,其中是称为“法国昆虫学大家发勃耳”,并未译为“法布耳”,也根本未提书名.鲁迅的确是重视《昆虫记》的,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还从欧洲陆续邮购到《昆虫记》英译本,计划与周建人合译出来.(见周建人：《鲁迅与自然科学》)但是,真正在中国第一个提“法布耳《昆虫记》”的,还是周作人写的那篇文章,初载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晨报副镌》,收入《自己的园地》,罗大冈记得的自是这一篇,也远在“五四”之后.罗先生的记忆的确不甚准确.但这个出入甚小,而且不是直接关于《昆虫记》本书的,法布尔如果有知,更不会在乎,他传递的人类远亲的消息毕竟到达我们这里了.
自1923年周作人将《昆虫记》介绍到中国,近80年来,不断有转译自英文或日文的改写本或选译本面世,版本纷纶迷人眼,却没有一部直接译自法文的中文全译本,对于一部影响了世界几代人的传世经典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遗憾,但也由此可知翻译与出版之困难,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这非有一个大书店担任即不能印”.
这是一篇妙趣横生的小品文.作者采用生动活泼的笔法,把蝈蝈写得活灵活现,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也是法布尔《昆虫记》整部书的特色.鲁迅曾把《昆虫记》称为“讲昆虫故事”“讲昆虫生活”的楷模.周作人说：“比看那些无聊的小说戏剧更有趣味,更有意义.”的确如此,法布尔笔下的蝈蝈是鲜活的,字里行间洋溢着作者本人对生命的尊重与热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