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家的变化》写一篇论文500字

一、以加工布料为主的衣着消费(1949—1977)
1949年,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一扫封建社会几千年的陈俗陋习.体现在人们的穿着上,长袍马褂被列宁服、中山装取代,显得朝气蓬勃.但是,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时期的衣着消费十分简易和单调.据统计,北京城市居民衣着消费主要包括：棉布、化纤布、呢绒、绸缎、布制服装、呢绒服装、绸缎服装、汗衫背心、棉毛衣裤、绒衣绒裤、毛线及毛衣裤、袜子、胶鞋、布鞋、皮鞋.其中以购买布料自己或到裁缝店加工为主,成衣消费寥寥.衣着多以棉布为主,其他面料如呢绒、绸缎等,大多数年份平均每100人里都合不到几米.成衣消费也以布制服装为主,但多数年份也达不到人均1件,或者说人们穿衣数年内都不能换一件新的,连布鞋和胶鞋都是如此.更值得注意的是,1958年“大跃进”中的各种高指标及重工业超常规发展制约了轻工业,衣着消费的各种类别多数都在减少,当时,“如果谁穿的衣服上没有补丁,就像现在城市里的人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一样,显得很特殊”.可谓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不但如此,对于北京城市居民来说,即使自己用棉布加工的衣服也很难每年换一件新的,因为棉布的消费在许多年份都不能满足百姓需求.比如,这一时期较好的年份1957年,“国务院考虑到今年棉布生产势必减少这一趋势,现在决定将今年第二期布票按对折使用,以便平衡棉布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额.……要知道,棉布不像粮食：一天不吃饭就不能劳动,但是用布多少的伸缩性却很大.一件衣裳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穿好几年,而且穿旧了再改改补补还可以穿”.(人民日报社论:《大家都来节约棉布》)作为国家的最高行政机构,却“考虑”和“决定”人们的“改改补补”,而《人民日报》则以社论的形式来号召“节约棉布”,足见当时“穿衣”之困难.
在国务院的决定和号召下,北京市居民开始想方设法地减少棉布用量,如竞相传播“翻改旧衣的经验”,大穿翻旧改新的衣服,“北京市一百三十多个主要街道的缝纫合作社门市部,都开展了翻旧改新业务,上半年共翻改了四万多件衣服,为国家节约布匹等衣料二十七万多尺”(1957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由于生活困难和衣料缺乏,人们不得不千方百计地争取一衣多用或因陋就简,冬天穿的是棉衣,春秋季节则把里面的棉花掏出来,当夹衣穿；“舍不得给孩子们买衣服,做衣服大点肥点不要紧,不能小.这样,大孩子能当短衣服穿,小孩子能当长的穿；春天能当单衣,冬天能套棉袄.到年节才舍得买块布,钱紧的时候,干脆买块布头.前门鲜鱼口卖布头的‘黑猴’商店因为众多人的光顾,知名度特别高”.更有甚者是“寒不择布”.有人回忆,“1962年,每人每年才发两尺半布票,全家把一年的布票凑起来才够给一个人做件衣服.有一次,百货大楼进了一批纳鞋底用的白线绳,不用布票就能买,我们都跑去抢购,买回家去把线绳分开,织成线衣线裤”.在棉布紧缺的情况下,有关部门也试制出了一些新布料,如线呢、山羊绒、毛的确凉等,但是由于生产数量有限,居民消费并不普遍.当时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购买布料,再到裁缝店或自己加工成衣服,除为了省钱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买的成衣很难合身(尺寸受到严格限制)；或者质量太差,很难合意.比如,有人买了一件北京市时代服装厂生产的中式棉袄罩衣,回来一穿,发现五个扣子只能扣上二个,其余三个因扣眼太小无法扣上.如果说千方百计地节省布料,买“线绳”以织衣,反映的是“短缺经济”,而成衣质量之差,则反映的是“计划经济”,厂家只注重完成被分配的数量,而对质量显然无重视之动力.
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时尚来看,大致是 ‘'50年代列宁服、60年代中山装、70年代劳动服”,具体来说每个时期又稍有不同.在50年代,男人中流行灰蓝色的“干部服”,女子则以穿“列宁装”为时尚,而男女都穿同样的布鞋,并以朴素为美,“至于颜色,凡享受供给制的一律是灰色的,一般则是蓝色.穿西服、穿长衫的少了,……穿皮鞋的少了、高跟鞋更不见了.流行起毛边底的布鞋,而且是便脚的,即不分左右.这种鞋是供给制的产物.特别有意思的是有人领鞋或买鞋故意挑大的,穿起来不合脚,钉个布条系上,以示因陋就简,艰苦朴素”.不难发现,对朴素的极力提倡和赞扬,致使人们的思想感情真的开始以朴素为美,即使社会学家也认同这样一种“审美观”,“不管别人怎样想法,仅以我个人而论,这种朴素的美好,真使我叹为观止矣”.不过,在50年代,北京市居民的穿衣还不算太单调,“在‘中苏友好’的时期,‘苏联花布’开始让生活绚丽多彩,服装又开始担当装饰自身的功能”.受苏联女专家的影响,不少北京女子也一度穿起了“布拉吉”(俄语音译,连衣裙的意思).
然而,“文革”开始后,北京市居民的穿衣因“革命”精神的泛化而变得越来越乏味.“文革”间,蓝、灰颜色成了人们穿衣的主色调,军装成了时尚；人们的穿着颜色是呆滞沉闷的黑、绿、蓝；款式是老式的中山装,一字领；面料是一水的棉布.在“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服饰思想指导下,“举国时兴黄军装,戴红袖标,不许有辫子、裙子、花衣服、高跟鞋.老百姓不喜欢黄军装的,就只能穿蓝或灰,外国记者形容那时的中国到处是一群群的‘黄蚂蚁、蓝蚂蚁”’. “在那个以红色为图腾的年代里,人们把红绸红布剪成红旗和袖标,却绝不容忍女孩子拥有一件红上衣”,“似乎只有这一切,才是思想革命化的表现”.甚至穿衣成了划分阶级或进步与反动的标准,“穿什么一度成为能否入党提干评先进的重要标准.穷则革命富则修的教条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谁穿得好一点,就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女同志穿花衣服、穿旗袍、穿高跟鞋、烫头发,都被视为“四旧”、“封资修”.由此闹出许多荒唐事来,有人回忆,“‘文化革命’时,我亲见穿‘瘦腿裤’的人被拦截,并被当场剪破.我还见过一个身穿肥大的军装、腰扎‘武装带’的红卫兵气势汹汹地闯进王府井的一家服装店,指着女人的胸罩厉声斥问‘工农兵需要这个吗?’乃勒令即刻停卖”.
这种对人们生活方式的严重干预除了时代烙印外,还带有传统文化的浸渍.中国的传统文化模式是礼俗文化,它以等级分配为核心,渗透中国人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这种生活方式与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直接后果,是使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的社会倾向,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与某种政治伦理联系在一起.比如,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政治革新或政权更替,都搞“易服制”,即使每一次农民起义也都要在服饰上有所标记,如太平天国时期,在社会上推行了“蓄发易服”的服饰改革.这表明中国有一个服饰随着政权更替而变化的传统,“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象我们的服装这样成为政治符号”.(1991年4月30《经济日报》) 由此来看,北京市居民在50年代流行穿“列宁服”、“干部服”,乃是一种正常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新政权的认同和追随.然而,“文革”时期出现的千篇一律的服装色彩和款式,人们没有选择的自由,那是在极左思潮政治高压下产生的一种畸形社会现象.它是中国政治伦理干预社会生活传统在极权膨胀时期的再现和强化；它充分表明了普通百姓在某种政治强威下,没有任何独立的生活空间和最基本的个人自由.反 “旧”反“封”,但是思维理路或行为方式仍不脱 “旧”或“封”,真可谓历史的悖论.
1949年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社会成功地营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朴素成为普遍崇尚的形象价值.强大的社会舆论制造了这样一种政治逻辑：爱美是资产阶级的本性,而朴素乃无产阶级的本色.所以,人们竞相比赛朴素,以朴素为荣耀.然而,这种朴素不是人们自生的,而是社会外烁的,并赋予了强烈的政治意义.人们不得不以“朴素”来装饰自己,否则可能会引“祸”上身,一不小心就可能被贴上某种阶级的标签.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是一种扭曲人性的朴素.
除了政治因素的干扰之外,这一时期中国人的衣着消费也受经济发展的客观限制.越来越纯粹的计划经济,整个社会生产由少数人计划,自然使生产失去了活力,造成了产品的单调划一和短缺.而生产不足,消费也就无源,当时的口号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经济发展不起来,供给自然无从保障.另一方面,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片面追求重工业产值产量的增长,则造成了轻工业的不发达,衣着材料或服装生产根本就没有被列入“大计划”.不过,更主要的还是主观上极度限制消费的指导思想,它的主要内容是片面地、盲目地强调生产和积累,不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适当增加消费,而是一味地限制消费,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因而长期实行“先生产后生活”、“广就业低工资”的政策,主张“把消费的增长速度压低到远远落后于生产发展速度和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程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政府严格限量供应,人为地造成了“短缺经济”,也就是说穿衣之破之旧之划一,乃意中事耳.
二、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的衣着消费(1978—1991)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和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表现在衣着消费方面,自上而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对美的追求,决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无产阶级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完全有权利把自己打扮得漂亮些,得到美的享受.中央领导亲自出来为穿衣正名,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丕显、郝建秀、薄一波、黄华等到五省市服装鞋帽展销会,他们对服装款式的多样化很感兴趣.郝建秀对轻工业部负责同志说：“服装业和思想应该解放些.要提倡男同志穿西装、两用衫；女同志穿旗袍、西装、裙子.”薄一波还把人们的衣着状况提高到文明水平标志的高度来认识,“衣着水平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美化生活要从美化服装做起”.与此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穿起了久违的西服.从国务院号召“改改补补”,到中央领导同志提倡美化服装,带头穿西服,集中体现了时代的变迁.但是不同中似仍有相同,就是百姓的穿衣打扮,仍与政治决策者的思想息息相关,其中穿西装,从某种意义上说显然是对外开放和向西方学习的一种宣示与象征,深含着某种改革、开放的社会意义；其实,这是政治伦理影响服饰的另一种表现,即开明的政治带来的开放的着装.
总之,谈美色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人们开始不断地追求仪表的美；人民群众已经踢开了 “左”的羁绊,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注重衣着.“进人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注重自己的仪表和风度,尤其是青年人,更渴望展示自己青春的美丽和蓬勃的朝气.尽管依然有不少人对涂脂抹粉看不惯,但的确很少有人再公开斥之为‘资产阶级情调’了”.
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日趋正常和人们穿衣观念的变化,北京市居民原来受压抑的衣着消费需求急剧释放出来,从而一度造成了在北京“做衣难”、“买衣难”的现象,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期未能缓解.人们的衣着消费观念变了,相应的服务和生产却未能跟上.不过,消费需求的刺激,必然引起相关生产的变化,只是由于涉及技术、材料等诸多因素,变化较慢而已.大凡社会变革,多是观念先行,由此可见一斑.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生产的发展,做衣难、购衣难的状况逐渐得到了改善.综合各种资料来看,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大致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三、个性化、成衣化、高档化的衣着消费(1992—1999)
实行的各类衣着消费支出从1992年到1996年基本呈上升趋势,而在1996年以后基本呈下降趋势.这与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一致的,在前一时期市场经济的实行使人们的消费生活十分活跃,而在1996年以后,由于经济转型向纵深发展及其他各种因素的影响,一段时间内出现了经济相对低迷、内需不足的现象.就内容来看,这一时期衣着支出的顺序是服装、鞋袜帽及衣着材料.衣着材料支出比重进一步降低,而服装支出比重却一直上升,并已占衣着支出的绝对优势.不少新闻报道也注意及此.随着人们收入的不断增加,衣着消费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成衣消费上升,面料消费下降；市场调查资料显示,成衣化已是服装发展趋势,到1998年,“成衣率已达到70％以上”.“成衣商品率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而变化.一般来说,在温饱型消费阶段,成衣商品率在20％至30％,小康型消费阶段在56％至60％”.据此,可断定这一时期北京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已进入了小康型阶段.
服装的演变既不是着衣者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是设计师突发的凭空奇想,而是社会历史进程中客观实在的反映.服装是文化、科技、经济综合实力的统一表现；“服装与一个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衣着是政治,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换,反映了中国政治从更始到极权、到宽松、再到开明的历程；衣着是经济,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化,显示了中国经济从恢复到停滞、到调整、再到快速发展的轨迹；衣着是文化,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更,展现了20世纪后半世纪中西文化从隔绝到交流、再到融合的景观；衣着是科技,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易,展示了中国科技从落后到片面发展、到全面进步、再到与国际竞争的风貌；衣着是生活水平的标志,北京市居民衣着消费的变迁,形象地记录了中国人从贫困到温饱再到小康的过程.总之,衣着是社会变迁的一种特殊载体,服装是社会变化最明显的标志.1949年至1999年北京城市居民的衣着消费变迁大致反映了中国在这50年的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