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社会形态问题,首先要关注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因为,在以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类社会依照五种社会形态依次演进的理论,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原理,是一个不容讨论的理论禁区.在这样的理论框架内,是不存在中国社会形态这个概念的,因为它不允许中国作为游离于规律之外的一个特殊而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出现了宽松的政治环境,学术自由的气氛空前高涨,社会形态理论逐渐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学术话题.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人们逐渐破除了对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的迷信,开始怀疑这种理论的社会宿命论色彩,开始把它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进行检验,于是有了三种社会形态论、四种社会形态论、六种社会形态论等色彩缤纷的形态理论,并开始了对中国社会形态特殊性的思考.最近几年来,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有了更深入的发展.这个问题,我们也按照该理论研究的两个逻辑层次,分成两个问题来加以综述.
1、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思考和质疑
何兆武先生说,马克思确实提到五种社会形态的相续,但我的理解是,他的这一提法只是对西方历史发展历程的一番描述性说明,并无意以此作为一种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必然的规律.及至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把它体系化并传入我国之后,它就由第一种意义上的规律日益转化为第二种意义上的规律,并在逻辑上先验地得出了一系列的历史定论.其中之一便是它断言一切民族都必然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中国当然也不例外.但这一点并没有史实的根据.因为在全世界历史上,只有西欧自发地步入了资本主义社会.[23]
田昌五先生说,用五种生产方式斧削中国历史,是不适宜的.首先,五种生产方式是按照欧洲的历史提出来的,所以只适用欧洲的历史,与中国历史是不切合的.其次,五种生产方式只是一种逻辑概念,与实际的历史是有出入的.第三,我们现在所说五种生产方式的含义是由斯大林定下来的,未必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愿意.我们必须放弃用五种生产方式套改中国历史的做法,另行考虑解决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途径和方法.[24]
马克垚先生说,社会形态学说,封建社会形态中的理论、概念、规律等等,都是来自西方的,是从西方的历史总结出来的.其中当然有合理的因素,但也有不少体现西方特殊性的东西.以前我们向先进学习,难免有生搬硬套的毛病.现在第三世界的史学研究蓬勃兴起,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旧概念、旧模式、旧规律自然不能适应,应当有所改变.[25]
蒋金晖先生撰文指出,通过对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的及现代资产阶级的社会之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历史观并不是如同许多人所强加给他的那道单线决定论命题,以为现代化、工业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一定会使每一个民族从封建主义通过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而是明显地表现出其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著作中关于某一历史问题或某一历史进程的观点奉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图式,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附加上去的.[26]
王和先生也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适用性持否定意见.他说,在当代中国,出于现实的社会发展与国家利益的需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提倡多样化的世界,已成为我国人所共知的政治理念和国家利益诉求.而史学却仍在固守着传统理论,强调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强调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性和普遍适用性,从而使自己陷入十分尴尬和可笑的境地.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不但今天不同国家和地域的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文明形态和文化精神是多姿多彩、各具特色的,古代的人类社会也同样应当如此.[27]
张奇方先生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出论据,说明马克思自己并不认为所谓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具有普遍性意义.他在列举了大量例证后,得出结论说,首先,马克思明确反对将五种生产方式绝对化,反对到处套用；其次,他自己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不是必然的,是可以不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的；第三,事实证明,在西欧以外,存在着一些没有西欧意义上的封建主义社会形态.[28]
林甘泉先生指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揭示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不同生产方式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没有认为每个国家或民族都必须按顺序经历这几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不是奴隶社会,何时形成,何时瓦解,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比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更科学地说明人类社会历史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和时代的变化.[29]
侃伦先生说,社会形态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马克思社会形态学说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是必须应用的,但不是简单地套用现成的公式或结论.第一,有关社会形态学说有个如何理解的问题.诸如五形态说或三形态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形态方法和文明方法,奴隶社会是否普遍形态等等,都应该在认真总结过去讨论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第二,至于如何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应用社会形态学说,则更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更应允许不同意见展开深入的讨论.[30]
刘泽华先生说,关于基础性的社会关系形态问题,我依然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理论所勾勒的社会关系,从总体上看最贴近历史,或者说解释力最强.把某一段历史时期是否概括为奴隶社会以及中国历史上是否有奴隶社会并不重要,过去把它视为一个与马克思主义命运攸关的大事,实在是小题大做.同样,用不用封建社会来概括周秦以后的历史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以分析社会关系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是否依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