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多了,可以说,现代汉语词汇的70％都是来自日本,给你推荐一篇文章你看看就会明白：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
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史上,有着许多有趣味也有意味的事.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时期的情形特别引人注目.一是在中国唐代,一是在近代.在唐代,是日本贪婪地向中国学习,甚至是在与中国文化接触后,大和民族才首次与文字遭遇,从此才学会了书写.日语的“假名”（字母）不过是汉字的变体.而在近代,则是中国拼命地向日本学习.别的方面且不论,仅就语言文字方面说,在近代,倒是日本成了汉语的输出国.日本“汉语”,冲击着东亚各国的语言系统,当然也大量进入中国的汉语中,成为中国人日常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数量是很惊人的.据统计,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这些都是日本人对西方相应语词的翻译,传入中国后,便在汉语中牢牢扎根.我们每天用以高谈阔论、冥思苦想和说“东”道“西”时所用的概念,竟大都是日本人弄出来的,——想到这一层,我的头皮就有些发麻. 实际上,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
20年前,当我开始学习日语时,我发现日语中有那样多的汉语词,这令我有过短暂的惊奇；而后来,当我知道汉语中有那样多的日语词时,我却不得不有持久的惊讶.
先是汉字和汉语词汇进入日本,并造就了日本的书面语；当日本在近代与西方相遇后,便大量使用汉字和汉语词去译相应的西方名词、术语；出自日本学人之手的这些译语,在清末又潮水般涌入中国.——这个过程很复杂,也很有趣.我所能接触的资料十分有限,只能勉强说出一个大概.
在日语“外来语”中,具象和抽象两类名词都有.具象名词今天仍在使用的,可举“电话”和“俱乐部”两词为例.“电话”是日本人生造的汉语词,用来意译英文的telephone.当初中国人对这个英文词采取了音译,译作“德律风”.在一段时期内,“电话”和“德律风”两种叫法通用.但后来,“德律风”这种叫法终于湮灭.关于这个译名,我发现过一点有趣的资料.本世纪初年,一群在日本的绍兴籍留学生曾联名给家乡写回一封长信,其中详细介绍了日本的近代化情形,鲁迅也列名其中.信中说到“电话”时,特意注释道：“以电气传达言语,中国人译为‘德律风’,不如电话之切.”于此亦可见日语输入中国的途径之一种.而“俱乐部”则是日本人对英文Club的音译.这几个汉字,音、形、意三方面都是绝佳的选择,所以在中国沿用至今.但也有些日译具象名词进入中国后,又被淘汰,例如“虎列拉”,在中国曾被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但如今却被“霍乱”取代.
而在近代,当日本与西方语言遭遇后,大量采用汉语抽象名词去译西方概念,例如,用“经济”译“economy”,用“自然”译“nature”,用“文学”释“literaure”.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知道这些被日本人用来译西方的词汇,原本是从中国输入的,但我们更应该知道,这些汉语词在传入日本后,其中不少意义都不同程度地发生了变化.抽象名词从一个民族传入另一个民族,不可能始终保持原汁原味,即便在文化发展阶段相等的两个民族间,也可能发生误读和误解,何况当时的日本在文化发展阶段上与中国如此悬殊.那一大批植根于中国文化中的抽象名词被日本移植过去后,要真正在日本文化中扎根生长,就必然要与汉语原意发生某种程序的分离.日本现代学术界对这些汉语词在古汉语中的原意以及传入日本后的意义变化,也多有考索.例如“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指“经世济俗”、“治国平天下”,但传入日本后,则意义变得狭窄起来,被专用来指财务经营、财政措施.再如“自然”这个词,在古汉语中指不依赖人力,或人对之无能为力的现象,但在传入日本后,却具有了“偶然”、“万一”、“意外”这几种意思.
还有的词,在汉语中原本只被用于一种很具象的场合,并不具有明显的抽象意义,但在传入日本后,词义则渐渐向抽象的方向发展.例如,现代汉语中的“社会”这个词,已是一个抽象名词,是日语“外来语”中的一个.这是日本学人对西方“society” 的翻译.但“社会”在古汉语中,基本上是一个具象名词,特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上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但这个词传入日本后,渐渐别有所指.据日本学者铃木修次考证,在江户末期,日本已将以教会为中心的教团、教派称作“社会”,这就已经使这个词具有一定程度的抽象意义.
虽然不能在整体上谈论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但在具体的例子还是可以举出一些的.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史学界数十年间争论不休.但争来争去,实质都是概念之争,分歧在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上.同样的历史事实,有人认为能说明“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人则认为不能.是否有“资本主义”的萌芽之争,也就归结为什么是“资本主义”之争,而“资本”和“主义”这两个词都是日本人生造的,用资本主义来译西文的“capitalism”,也是日本人所为.倘若“capitalism”被译成另一个汉语词,这场争议是否还会发生?即使发生了,是否在表现方式上也会有所不同?
最后我想说：由于我们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们翻译的,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也就永远地隔着一个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