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竹筠（1920—1949）,原名江竹君,曾用名江志炜,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大山铺镇江家湾的一个农民家庭. 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 1944年夏,江竹筠经组织安排入四川大学农学院学习,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入党后,按党组织的要求,与共产党员彭咏梧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员学习的辅导中心；1945年与彭咏梧结婚；同志们习惯称她江姐,以表敬爱之情. 1946年底至1947年初,参加领导重庆学生抗暴运动,并为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做了大量工作. 1947年,在“反内战,反饥饿、反压迫”的学生运动高潮中,受中共重庆地下市委的指派,1947年冬随彭咏梧到下川东开展武装斗争,担任下川东地区地工委和川东临委的联络员.负责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斗争.在丈夫彭咏梧的直接领导下,江姐还担任了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联络和组织发行工作. 1947年,彭咏梧任中共川东临时委员会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领导武装斗争.江姐以川东临委及下川东地委联络员的身份和丈夫一起奔赴斗争最前线.1948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江姐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在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的各种酷刑——老虎凳、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甚至把竹签钉进她的十指. 特务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以破获重庆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铸成的!”她关怀难友,参与领导狱中斗争,被亲切地称为“江姐”.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江姐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于歌乐山电台岚垭,为共产主义理想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许建业（1920～1948）,原名许明德,后名许明义、许立德,化名杨绍武、杨青等,延胜乡人. 1937年抗战爆发,建业受进步同学欧汝钦影响,参加救亡歌咏会,举办抗战壁报社,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县特支组织委员和书记、重庆市委委员并主管重庆工运工作. 1938年11月到1940年间,他在天府煤矿以白庙子绞车站管理员的公开职业为掩护从事工运,与工人同吃霉米饭,同住煤炭棚.微薄的工资大部分用于接济贫苦工人,连所得烤火木炭也分与工人享用.因此,他很快便与工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建业从教工人识字、学算术、唱歌开始,逐步开展革命思想启蒙,直到宣传抗日救国真理,进而培养工人骨干,发展党组织.他多次机智果敢地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反抗资本家残酷压榨和克扣虐待工人. 1939年5月1日,由白庙子绞车工人带头,全站罢工,建业把稳时机下令停止绞车,扼住了煤矿运输咽喉,使矿井的煤运不来,河中船也无法开走.矿方得知绞车停工,惊慌失措,转运课主任赶往现场威吓说：“如不赶快开工,凡罢工工人一律开除”,并要追究许建业管理失职的责任.建业和工人们毫不退让,坚定地指出“度假不是罢工,节日上班必须给加班费.”公司煤矿主任兰体仁怕僵持下去误事,被迫用电话请示经理,批准发给一天加班费,开创了天府矿区“五一”节放假一天的先例.从此,工人们对建业这位带头人更加拥护和信赖. 1940年春,一对矿工夫妇患伤寒病无钱医治,生命垂危.建业得知后,动员工人弟兄解囊,同时又作主卖掉矿里三车焦炭,使生病的矿工得以救治康复.矿方知情后暴跳如雷,训斥建业违章渎职,勒令赔钱,还贴出布告开除被医治的工人.工人们立即罢工抗议,矿方先以抓“闹事”工人的手段进行镇压,又企图以招零工的手段来破坏罢工.建业按矿区党组织指示,及时组织工人控制了绞车站及运输工具,使资方奸计均未得逞.罢工进行到第四天,矿方感到损失太大,以提拔他为运输股长来收买.建业对此严辞拒绝.矿方无可奈何,当晚与工人谈判,接受了“不开除生病工人,工人生病医药费由公司报销；工人的工资部分折合大米发给”等条件,才达成了次日复工的协议.从这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建业予以严密注意和监视,图谋逮捕,于是党组织决定建业迅速转移. 1941年,建业化名许立德潜入重庆,先受聘为大溪沟小学教员,后考入和成银行任职员.按照中共南方局提出“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他利用工余时间经常到千厮门、朝天门、望龙门一带海员居住区广交朋友,促进工人内部团结,启发他们的革命觉悟,曾多次为争取改善工人工资福利出谋划策,很受尊敬爱戴.1942年,建业被银行老板派往阆中县办事处作主任,不久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他毅然辞职回重庆找党.在没有组织领导和社会职业,忍饥挨饿的情况下,他坚持活动于重庆第二十一兵工厂、二十九兵工厂、五十兵工厂、天原化工厂和铜元局等地,与工人保持密切联系,自觉为党工作. 1943年夏,建业在中共党员周致远、周平的帮助下,与中共巴县中心县委取得了联系,党组织安排他继续从事重庆工人运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建业严格按照党在地下工作的方针策略,领导重庆工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抗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曾参与领导十余万失业工人争取返乡路费的请愿斗争.亲临大渡口钢厂支持工人要求惩办制造“三·二三”惨案的凶手,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的斗争,并及时纠正了斗争中的失误. 1947年春,为了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根据“乡村工作第一,城市为乡村服务”的方针,川东党组织准备华蓥山各县联合武装起义.建业从兵工厂联系造枪设备和材料送往乡村,为建立秘密兵工厂提供条件,还为各地游击队组织输送成批的简便医疗器材、药品.与此同时,他在城区厂矿连续不断地领导工人群众罢工斗争,牵制和分散敌兵力,给乡村斗争以有力配合. 1948年4月4日,由于叛徒出卖,建业在重庆磁器口茶馆商谈工作时不幸被捕,先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监狱.敌人视他为中共重庆市组织要员,施用各种刑具折磨,他始终威武不屈.怒斥道,休说你四十八套刑罚,你就是八十四套刑罚,怕了就不是共产党员.敌人又以金钱美女、高官厚禄利诱.建业厉声怒骂道：“无耻之尤!你们怎懂得共产党人的心灵?我们把官位、钱财视如粪土.要杀就杀,党的秘密你休想知道.” 1948年7月22日清晨,建业被敌人拖上刑车,他身戴刑具,昂首挺胸,沿途高唱《国际歌》,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直至声音嘶哑.最后,英勇就义于重庆市浮图关.时年28年. 1950年2月,重庆市人民政府追认许建业为革命烈士.
他老家在山东,到重庆后人地生疏,看守们对他比较放心,常常让他随看守去磁器口镇上买东西. 韩子栋在狱中是比较自由的,但他时刻牢记着支部的决定：千万把握机会,一定要逃出去!他在等待时机；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又随看守卢照春去磁器口买菜.早就精心策划好逃跑的韩子栋趁着看守卢照春打麻将的机会,假装上厕所,大大方方走出门去.一到特务视野之外,立即飞奔,穿街过巷,赶到嘉陵江边.找到一只小木船,迅速地过了嘉陵江.他靠着天天在白公馆跑步的锻炼,日夜兼程,经过45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解放区.韩子栋(左二)与家人合影1948年1月23日,韩子栋向党中央组织部递交了入狱及脱险的报告,组织审查后恢复了他的党籍.解放后,韩子栋历任人事部副处长,一机部二局副局长,国家技委办公厅副主任,贵阳市委副书记等职. “文革”中韩子栋受到不公正待遇和迫害,甚至有人怀疑他是由沈醉安排假脱逃而潜伏下来的特务——好在沈醉坚持事实,坚决否认这一说法,并将他亲自安排布置追捕韩子栋的情况出具了证明,韩子栋才在“文革”结束后被平反,后担任贵州省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 1992年5月19日在贵阳病逝,享年8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