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王朝的都城市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又被称作“京师”.《释名》说：“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春秋－公羊传》裏对“京师”有著这样的解释“京师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师者,众也.”在我国,有“六大古都”.在这“六大古都”中,西安是西周,秦,西汉,新,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历时一千余年,是我国历史上建都朝代最多,建都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西安为什麼会成为那麼多王朝的都城呢?我们看一下其中的原因.首先,我们从它的地理形势看,西安位於八百里关中平原的中部,它南依秦岭,北临渭水.其所在的关中平原,位於我国地理的中心,交通便利.气候温和,终年多雨,土地肥沃.大禹曾经把天下的土壤分为九等,称雍州的土壤为上上等.关中的东面有函谷关,西面是散关,北面是萧关,南面有武关,这四关都是天险.留侯张良在劝汉高祖定都关中时,把这裏称作是天下的咽喉,由此可见,它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特别是函谷关,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我们知道,在我们和敌人搏斗的过程中,要迅速致敌人於死地,必须扼住他的喉咙.对於封建王朝而言,这样的咽喉要地,肯定是作为城首选.另外,他还说,“夫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其中就是对关中地形的分析.汉高祖采纳了他的措施,最终取消了定都洛阳的决定.在中国的六大古都中,从地理形式来看,西安无疑是最佳选择.周朝兴起於关中西部,最终向东发展,灭掉了商朝.这和关中的地理形式是分不开的啊. 秦朝和以后的汉朝甚至是隋唐都是走著同样的道路.在我国历史上有这条规律,西边的割据政权往往会消灭掉东方的割据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例如秦灭六国,北周和隋朝的统一.另外北方的政权往往会消灭南方的政权,完成国家的统一,这样的例子就不胜枚举了.这说明,都城地理位置的选择对一个朝代的重要性.而西安在六个古都中,是著名的形盛之地.西汉和唐朝定都于长安,所以两个王朝在军事上处於绝对的优势,特别是在对付少数民族的入侵上,是相当成功的.北宋把都城建在了四战之地的大梁,结果军事力量薄弱,在和周遍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处於绝对的下风.甚至北宋和南宋都被少数民族政权所消灭.宋太祖在建立宋朝后,就觉得大梁处於交通要道上,无险可守,便欲迁都长安.可是他的这一举动遭到了他弟弟也就是后来宋太宗的强烈反对,最终做罢.明朝初立之时,明太祖也有迁都关中的想法.甚至在清末,康有为在给光绪帝的上书中,也建议清朝西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国民政府对这裏也非常的重视,於1932年把西安改为行政院直辖市.这种想法甚至感染了新中国的创立者.由此可见,关中这块地方的重要.在六大古都中,南京一向是被认为是割据王朝的都城,而大粱则是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一旦少数民族政权进入长城以内,大粱几乎是可以不攻而下.在西元11世纪初,北宋和辽的战争中和西元12世纪和金的战争中,由於当时辽和金已经拥有了幽云十六州,所以他们便不费吹灰之力便兵临大粱城下.北平是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都城,北面有燕山,东面是山海关,西边是太行山,也算是一个形盛之地.可是和西安比起来,还是稍逊一踌．在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时,北平太过於暴露．一旦长城防线被突破,北平便暴露於敌人的威胁之下．明朝中期的土木堡之变中,蒙古军从大同突破长城防线,虏走了明英宗,并且直捣北京城,京师震动．同样在明朝后期,努尔哈赤率领金军,突破居庸关,兵临北京．同样也是在明末,吴三桂带领清军入关,北京没有几天就沦陷了．同样北京在抵抗来自於海上的威胁,也存在著很大的威胁．一旦北京的门户天津沦陷,北京便暴露在敌人的炮口之下．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就是先从海上占领天津,进而占领北京的．而西安在抵抗来自於东部的威胁时,则有两重天险,一是虎牢关,二是函谷关或潼关,这和北京相比,优势明显．而在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威胁也主要来自於北方,这样它的战略优势也就自然显示出来了．汉唐王朝也就是坐镇关中,打败匈奴和突厥人的入侵的．综上所述,在地形的险要方面,在六大古都中首居一指．但是险要的地形,对於全国其他地方的控制也是不利的,因为险要也就意味著交通的不便．然而西安虽然虽险,但是交通相对於其他地方来说,也是比较便利,它的东面便是我国的粮仓－华北平原．但是毕竟对於其他地方的控制的不便,也是很明显的．因此,西周在建都丰镐的同时,也在洛阳修建了东都,以防止”殷顽民”的反抗．这实际上就是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隋唐两朝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以长安为京师,同时又把洛阳作为陪都,以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两都制．这种做法毫无疑问加强了对东部地区的控制．并且为以后的北宋,辽,金等朝代所采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