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英文中,中国和陶瓷都是同一个词汇（china）,因此,很多人认为西方文字中,“中国”这个词就是来源于“陶瓷”.这种说法很普遍,几乎成为不假思索的定论.有人还考证说,当年景德镇的古名就叫昌南,就是类似“china”的发音,所以,这个地名成为陶瓷的代名词,进一步成为中国的代名词.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愿望良好的误会. 西方对中国的了解,很长时间里,就像中国对西方的了解一样,都是非常模糊的.在有文字记载的早期历史中,西方对中国的称呼都与丝绸有关,而与陶瓷无关.希腊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甚至还不知道中国的存在.当时他们知道在很远的东方,有一个生产“丝绸”的国家,当时被称为“塞里斯国”（seres）.亚历山大大帝到达阿富汗后,面对向东而去的万重雪山,终于失去了勇气,掉头南下,前往印度.东西方在那个时候,失去了一次可能的直接交流机会,双方都只存在于各自的想象之中.
有一点是确定的,西方对中国最初的了解完全来自丝绸,西方关于“塞里斯国”的所有描述,都与丝绸有关.但是,当时西方对于“塞里斯国”的丝绸描述也都是错误的.公元前37年,罗马著名的诗人维吉尔在《农事诗》中,提到了生产丝绸的“塞里斯国”,他认为丝绸的丝是产于一种长着柔软绒毛的树.罗马另一位著名的诗人贺拉斯也歌颂了丝绸的柔软和精细.在那个模糊不清的年代,西方对于丝绸的故乡,有很多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想象,例如,认为“塞里斯国”的人可以活到140岁,200岁,甚至还有人说寿命长达300岁.他们只知道“塞里斯国”是在比印度更远的东方.
现在西方对中国所用的“支那”这个称呼,最早出现在公元1世纪以后.公元1世纪中叶,一本用希腊文写成的《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首次提到了“支那”这个名字.这本书的作者不详.在这本书里,专门提到了“支那人”（thinae）,并且明确说到,丝绸就是从这里来的.所谓“厄立特里亚海”大致是指今天的印度洋.这本书中所介绍的“支那”与西方以前的介绍不同,它是第一次记述从海路到达“支那”,而以前的介绍都是从陆地前往“塞里斯国”.
但是,不管是从陆地还是从海路,最终的目的地都是丝绸的故乡.《厄立特里亚海航行记》一书的作者描绘的这条到达“支那”的航线时,并不十分详细,因此,研究者认为,作者很可能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而非自己真实的航海经历.这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支那”,与瓷器毫无关系,只与丝绸有关.
曾经有人对“新浪”的英文名字“sina”提出批评,认为这个词代表“支那”,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汇.这种意见说对了一部分,“sina”的确代表“支那”,但是在这个词汇产生的时候,以及在产生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丝毫没有侮辱的色彩.“sina”这个称呼产生于公元2世纪,当时西方世界“地心说”的创始人托勒密,绘制了一份世界地图.在这份地图上,就有“支那”,写为“sina”或“thina”.
托勒密的这份地图造成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从那以后,西方长期以来都认为有两个“中国”,一个是陆地可以到达的“塞里斯国”,另一个是海路才能到达的“支那”,虽然这两个地方都出产丝绸,但是,在当时西方的地理观念里,无法想象这两个地方都在同一块欧亚大陆上.元朝的时候,马可波罗来到中国,他也认为自己到达的是“支那”,而非“塞里斯国”.
这个误会一直到利玛窦来中国以后才消除. 那么,公元2世纪时,托勒密地图上的“支那”是否与陶瓷有关呢?应该说是没有关系的.首先,托勒密的“sina”是出产丝绸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从发音上找到痕迹.其次,公元2世纪时,中国的历史处于东汉时期.专家认为,那个时候,瓷器在中国刚刚诞生,在此之前都属于陶器,现在中国能够发现的汉代瓷器也不很多.因此,即使那时有人从海外来到中国,被吸引的应该是丝绸,而不会是陶瓷.第三,托勒密关于“sina”的描述应该是借助更早以前的历史纪录,而不会是公元2世纪的现实经历.第四,关于中国陶瓷正式形成的年代,在中国也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工艺美术大辞典》甚至认为中国的瓷器诞生于晋代.总而言之,西方文字中最早出现的“支那”与陶瓷没什么关系.
至于现在英文中的“china”一词,产生很晚.由于英文是从拉丁文演化出来的,因此,英文“china”这个词源头应该是“sina”,而非英文自己的创造词汇.严格来说,“支那”这个称呼早于陶瓷的出现,先有“支那”,后有陶瓷,因此,如果说这两个词后来变成同一个词,那也是“陶瓷”靠向了“支那”,而非“支那”因陶瓷而得名.“支那”这个名字更合适的解释,应该是来自丝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