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能否复兴取决于三个问题.第一,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是否能支撑起经济基础,即器物层次的不断地发展、创新,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第二,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第三,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以及政治、经济、社会组织不断演化的过程中能否保存,并形成一个完整的器物、组织、伦理三个层次自洽的文化体系? 首先,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继续快速发展的潜力巨大.中国完全有可能继续保持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的快速增长.这是因为生产力水平或是经济基础的提高从长远来看最重要的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在19世纪之前领先于西方,以后迅速滑落,其原因在于工业革命以前技术发明以经验为主,中国人多,工人农民的数量多,生产经验多,技术发明的速度也就快；但因未能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转型为以科学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所以,在西方科技的发明创新速度加快以后,中国的经济地位就日益落后.然此非关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而是因为科举取士的制度安排,未能强调数学、可控制实验等内容,阻碍了科学革命自主产生于中国的可能. 中国现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要持续快速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技术的不断创新.技术创新的方式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是不一样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已经处于世界的最前沿,其创新只能靠自己发明创造.而像中国这样经济基础比较低的国家,技术创新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发明；另外一种是利用跟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引进来取得创新.哪一种方式比较好?根据定义,在生产过程中使用比原来效率高的技术就是创新,不见得需要是最新、最前沿的发明.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好坏的标准是成本孰低、效益孰高.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投入大、风险高、成功的概率小；相对而言引进技术则成本小、风险低、成功的概率高.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日本的奇迹,亚洲四条小龙的奇迹,这些奇迹背后的实质秘密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能够比较好地利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来引进技术,以很低的成本取得技术创新.技术创新的速度快,整个经济基础发展就快了,所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也就随之缩小. 延续着引进技术这一条道路,中国在未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能不能保持经济快速增长?对于这一点关键在于中国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到底有多大.2008年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收入为美国的21%,说明中国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间的技术差距还很大,在这个差距缩小前,中国还可以继续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根据麦迪逊的估计,中国在2008年和美国的人均收入差距相当于日本1951年、台湾地区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日本在1951-197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为9.2%,台湾地区在1975-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为8.3%,韩国在1977-1997年间年均增长速度则为7.6%.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所遵循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日本、台湾地区、韩国相同,据此中国应当还有维持20年年均增长8%的潜力.日本、台湾地区和韩国在1971、1975和1977年时,人均收入分别提升为美国的65.6%,54.2%和50.2%,到203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50%,中国的总体经济规模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能达到美国的两倍,按市场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有可能至少和美国相当.中国有可能再次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国家. 第二个问题,在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下形成的组织层次能不能与经济基础的发展相适应不断演进?经济组织方面,现在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多数学者也认为和现代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是市场经济.从理论上来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确实比较有利于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技术的不断创新.中国的文化体系能否和市场经济相容?这一点应该毫无疑问,因为当西方还是封建农奴社会的时候,中国就已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的社会.就土地而言,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推行土地私有,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欧洲在整个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时期,土地属于贵族,不存在土地市场.就劳动力而言,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已经有相当活跃的劳动力市场.例如,春秋时期就有许多像孔子、孟子、苏秦、张仪之类的士人周游列国,相当于今天的高级白领人员出国寻找就业机会.而在欧洲中世纪,农民是半农奴依附于土地,只有极少数取得自由农身份的劳动力才能自由流动. 在吴越之争时,范蠡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后,了解到“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殚,猎犬烹”的道理,功成身退,弃官从商,并在很短的时间内三聚千金之财三散之于贫穷的亲戚朋友.短时间内赚取巨大财富的捷径是投机.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了范蠡投机之道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说明当时价格是由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最后一句 “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就是投机的原则,当商品价格昂贵时要像清理粪土一样赶快抛卖,当商品价格便宜时要像珠宝一样买进积存越多越好.可见21世纪的投机原理在2300年前的范蠡时代就已经总结出来了. 如前所述,明朝时我国就已经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既已萌芽为何未能茁壮成资本主义?同样这并不是因为以“仁”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所致,而是因为技术变迁的方式未能从以经验为基础转变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技术变迁的速度非常慢,资本难于深化,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就不能深入发展.上述种种说明中国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跟市场经济体系是共容的. 第三个问题是以“仁”为核心的价值在经济基础不断提升,政治组织、经济组织不断变化的过程中,能否保持其精神实质,并根据经济基础和组织层次的需要以相应的形式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自洽的文化体系?很多学者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是保守落后的,是妨碍中国发展的.因为孔子自称“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孟子称孔子是“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章句上》),也就是孔子所以是圣人,是因为在各种不同的情况、环境下,他的行为总是能够因地制宜,做到恰到好处.孔子主张“仁”,在《论语》中谈到“仁”的地方有20多处,但是,说法各有不同,就是因为对象、情况不同,所以,要求或是表现的形式也就不一样.他的内涵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在不断变动,不断与时代相适应. 从孔子以后,中国的历代圣贤继承了儒家的核心价值,但表现方式不断变化和丰富.儒家的第二个代表人物是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和孔子相比,孟子的“义”更强调的是人对社会的积极责任,他的学说反映的是战国末期社会纷乱的现实. 孟子之后儒家文化又继续发展,到了宋明时期,社会经济基础改变的同时又受到印度佛学冲击.在佛学的冲击中出现了理学,强调心性.理学家坚持的行为标准同样是儒家的“仁”.中国儒家文化在吸收了佛学的同时,也把佛学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体系的一部分.佛学在印度、泰国,重视的是小乘,小乘追求自我的解脱,到中国以后发展的是大乘佛教,讲的是普度众生,和儒家的“仁”有异曲同工之妙.“仁者爱人”,希望每个人都好,把儒家的核心价值移植到佛学里面去了,变成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时至明朝,社会分工进一步完善,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王阳明的“心学”和“知行合一”的学说应运而生.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会不会消失?如果儒家以“仁”为核心的价值消失了,我们就会像今天的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文明一样,即使有一个经济实体在相同的土地,但是已经是不同的文化了.这个问题从理论上来说不容易出现,但是并非不可能.一个人的伦理价值取向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很小的时候学会,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中国有一句古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一个人三岁时,其行为、价值取向就已经固定,到七岁时,基本上已内化了.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就是靠从小跟父母和周遭的人互动中,以他所接触到的人的行为为学习的榜样,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然而,不容易变并不代表不能变,否则也就不会有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的消失.在我国当前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有些人为名为利昧着良心而干伤风败俗的事时有发生,并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透过传播、接触,人们也容易不自觉地受到外来文化伦理取向的影响.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多了影响到下一代的成长,传统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也可能会逐渐消失.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各界有志于民族文化复兴的人士,尤其是属于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责任与义务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献身于经济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同时也必须要有“死而后已”的任重道远之责任心,以“仁”为己任,用适合于时代特质的形式,身体力行地实践给社会做出楷模.政府和舆论界也应该通过教育与媒体的报道有意识地倡导适合时代的、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只有这样才能在经济水平提高、实现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现代化的过程中保持中国文化的核心伦理价值,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