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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铁男“被双开”有“官究”方有更多“民举”
日前,前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因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属收受巨额钱物,违规为亲属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收受礼金礼品,道德败坏等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行为,被给予开除党籍、行政开除、收缴违纪违法所得等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刘铁男案之所以能如此迅速、顺利地戳破蒙在真相上的层层伪装,有关部门的调查、处理固然重要,但2012年12月6日,媒体人罗昌平的公开实名举报,无疑是关键点、转折点.
和纪检部门、司法机关的调查、取证相比,民间监督固然有专业性欠佳、准确性差等缺陷,却更有许多前者所不能及的先天优势：如可从细微处、日常入手,在看似无破绽的地方发现破绽；如可长期跟踪、持续观察,打“持久战”；又如民间监督者、举报者往往就是被监督、被举报者身边司空见惯之人,警惕性容易放松,观察到关键线索的概率更大.
不仅如此,可能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民间、舆论“耳目”,也可震慑那些贼心已有、贼胆还不够大的官员,避免其滑向违法乱纪的深渊.民间监督的短处和负面效应,则可通过专业部门、专业人员的甄别、筛选加以弥补.
而相对于“匿名爆料”、“风闻奏事”,实名举报因举报人需附加更多佐证,承担更明确责任,而显得更慎重,准确度也更高一些.从实名举报到立案、调查、惩处,周期也会更短,相互配合、衔接自然也更方便.正因如此,近年来有关部门多次明确对实名举报加以鼓励和提倡.
但毋庸讳言,相对于“匿名爆料”和网络传闻,准确度更高、杀伤力更大的实名举报,在“民告官”中所占比例并不大.究其所以,乃因为在许多时候,纪检、司法等有关部门对实名举报案件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处理效率也不高,甚至有些时候,实名举报人还会遭受树大根深的被举报人打击报复,付出沉重代价.
趋利避害,人情之常,对于普通社会成员,不能要求他们个个都舍生取义,可以为惩腐肃贪甘冒风险.有“官究”,才会有更多“民举”,惟有证据确凿的实名举报都能“有下文”、“有说法”,实名举报人的安全、利益有保障,更多的人才敢于、才愿意勇敢地挺身而出,才肯在惩办贪腐方面放心大胆地与“官”合作.
法官“抱团嫖娼”,仅开除还不够
沸沸扬扬的上海多名法官“抱团嫖娼”案,终于有了初步的调查结论.据上海市纪委、市高院党组和有关部门的决定,赵明华、陈雪明、倪政文等3名法官被开除党籍,并由市高院提请市人大常委会按法律规定撤销他们的审判职务,开除公职.未参与嫖娼的法官王国军,则被处以留党察看两年和撤职.颇具看点的是,上海市公安局还对参与嫖娼的4人,给予了行政拘留10天的治安处罚.
相对众多“烂尾”的网络舆情事件,上海市有关部门这次的处置速度和透明程度,值得鼓励.但纪律责任与行政责任,只是整个责任体系中的两个环节,涉案的4位法官是否还存在刑事责任,尚待调查和认定.
理由很简单,“嫖娼”虽是此案吸引民众眼球的一个关键词,但在近乎“全民网观”的背后,与其说围观者关注的是法官的私德,莫如说围观者关注的更在于司法的公正.根据官方披露的事实,法官们是在接受吃请娱乐之后,再行嫖娼的.这背后的故事,正待进一步的调查来揭开.网上至今仍有围绕此事件的猛料不断被曝出,也需要职能部门积极收集信息,发现线索并迅速展开调查.
法官“抱团嫖娼”不能止于纪律处分和行政处罚的理由还在于,不仅是业务庭室的法官们相约嫖娼,法院内部的纪检监察人员也有参与.被监督者与监督者蛇鼠一窝,泰然行蝇营狗苟之事,这样的内部监督还有何意义可言?
事实上,法院监察机构长期被认为是法院内设机构中的边缘化部门.一些监察人员由于不能像业务庭室那样拥有接触社会的机会,因而他们往往要借助于业务庭室的法官,才能享受到粘连的腐败利益.这也间接促成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结盟.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一位案件当事人不惜花费一年多的时间,经过长期跟踪和密拍才取得了曝料的视频资料,是不可能有此番法官“抱团嫖娼”的丑闻名扬天下的.鉴于这样的当事人不常有,如何实现对法官的有效监督,又将回到原点.法官独立审判是需要的,法官接受监督同样是需要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受制,恰如汽车的油门和刹车,缺一不可.
这倒不是说当下没有司法制约机制,问题出在各色监督机制运转不灵.
除了内部监督,还应还权于民,并疏通民众监督法官的制度化管道.一个细节是,曝料人曾称,对涉案的某位法官早有举报,也有证据,却未获重视.这次的“网络反腐”也一样是网下反腐渠道不畅的产物,于个案而言,它算是有效；于制度而言,它又有些可悲.
因此,所谓法官“抱团嫖娼”,不能止于对情色事件的党纪处分和行政处罚.希望上海方面,在进一步调查和制度的补漏上,也不让有所期待的民众失望.
地方政府：谨防在“塔西陀陷阱”中越陷越深
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就是西方政治学中著名的“塔西陀陷阱”.近段时间以来,无论是城管殴打瓜农致死,还是私家车挡道遭警察砸车,尽管当地政府都迅速做出反应,严肃处理了当事人并积极协商赔偿迅速平息了事态,但无论是从当地群众还是众多关注事件的广大网民的反应看,政府亡羊补牢,力图挽回损失的公信力,但效果怎样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总的来说,两起事件的处理中,都有公职人员犯了不该犯的错误,让本已公信力受损的地方政府,在“塔西陀陷阱”中越陷越深.
传播手段的发展让隐瞒实情几乎成为奢谈,但偏偏是某些最应该与时俱进的公职人员不信这个邪,临武城管打死瓜农事件中,临武警方面对闻讯赶来进行正常采访的记者,竟然叫嚣着：“不要拍,要拍就让你们死在这里.”并且使用木棍殴打、驱赶记者,最终的结果是,不仅未能阻止各路记者信息的发出,更让自己深陷媒体的口诛笔伐.面对突发事件,舆情应对十分重要,冷静应对,疏堵结合方能占据舆情控制的有利位置.有些公职人员,缺乏对舆论监督起码的敬畏之心,总是妄图滥用手中的权力,以“堵”的方式解决问题,殊不知“防人之口,胜于防川”,稍有不慎,舆论的大堤瞬间崩溃,对于正在集中精力处理突发事件的地方政府而言,一个温和的舆论环境是处理好此类事件的重要保障.
只要是行政执法过程中出现暴力执法,老百姓似乎都喜欢开玩笑地议论：“这次不会又是临时工吧?”巧的是,河南内乡警察砸车事件中的肇事者正好又是“临时工”.于是,当当地警方不假思索地说出这三个字时,瞬间遭到网民的各种调侃与贬损,如此迅速想划清临时工与人民警察的界限,说明当地警方还是很注重维护自身形象和公信力的,但遗憾的是,没有人会幼稚地认为,临时工砸车与警察无关,也不会因为砸车的是临时工就对当地警方另眼相看.实际上,就目前而言,使用“临时工”一词对处理这类事件不仅毫无帮助,反而可能受到更猛烈的抨击.
信息时代,人人都可能是信息的传播者,坦率地面对舆论监督,归根到底并非是在舆情应对时不犯错误,而是用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实实在在地工作绩效,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为自己赢得口碑,这是提升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的根本途径,也是避免深陷“塔西陀陷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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