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有三桩事是最重要的,即所谓的“三立”：立德、立功、立言.立言就是讲话和做文章 ,有名的讲话记录下来,即是语录,从广义的角度,也可以算做文章,归根结底,立言就是做文章.“文章经国之大事”,是谁也马虎不得的.将文章提到这个高度,即使那些看破官 场险恶而隐居在野的人,也不敢漠视它的作用,有的更将著书立说作为一生追求的事业.士之患在身灭而名不彰.要想使声名彰明显著,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他人代己立传,一是自 己替自己宣传.自己替自己宣传,也有两种办法,一是写文章吹嘘自己,一是写彪炳的千秋的文章.前者不易为人承认,牛皮易吹破,做的是无用功；而后者则是所有读书人所梦寐 以求的.所谓名山事业,使多少人为之而献身；今人的著书立说带有很强的功利性质.做学问只要敷衍得过,东抄西摘,七拼八凑,不久便能著作等身,以之夸耀同列,博一个学问广 大 的名声,至于其中的货色是好是坏,谁也不去注意,于是作者便俨然以大学问家自居,顺带的可以招博士生,博士后,去指导更年轻的人去了.古人将学问、文章当作崇尚的事业,其 执著认真的态度是今人难以企及的.即如做学问、写文章前的基本功夫——读书学习,也不易 为今人所达到.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说的是学习的快乐.荀子的《劝学》 ,颂扬的是锲而不舍、循序渐进的学风.明代东林党人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将读书当作赏心乐事来欣赏,其中滋味,又断非 一般浅人所可知.明代华亭人陈继儒作的《读十六观》,是谈读书的好文章,其中有云：“ 倪文节公云：‘ 松声、涧声、山禽声、夜虫声、鹤声、琴声、棋子落声、雨滴阶声、雪洒窗声、煎茶声,皆 声 之至清者也,而读书声为最.闻他人读书声已极喜,更闻子弟读书声则喜不可胜言者矣.’ 又去：‘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无少害者,惟书不问贵贱贫富老少,观书一卷则 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益,故有全利无少害也.’读书者当作此观.”虽时移世易,此种心迹,于当今之世,虽不可说绝对没有,但确实远较古代为少.市场经济时代,大家 只求温饱、奔小康,读书作人的事是很少顾及到的了,更谈不到以纯审美的方式去读书、做学问与文章.如上所引诸多古人可谓书痴,做人做到痴,读书读到痴,其卓绝与快乐之处又 岂是常人所意想得到!
作文、读书的行为本身其实本无美恶好丑可言,即如藏之名山的文章与东拉西扯的文章其行 为的性质都是一样：都是在做文章；读书人读书,有的读儒家的四书五经,有的则读内家经典,内容不一,而性质则同：都是在读书.只是读书人自己不加分别则可,却万不可不在乎 他人的分别之心,否要惹祸生,比如文革中古代的书都禁止人看,谓之四旧,即如现在,也有不让人看的古书,如《金瓶梅》之类.这都是内容不“健康”的缘故,怕人看了照着书做 起来,毒害自身乃至妨碍他人甚至国家.古代也有许多不让人读看的书,清代就有不少禁毁的书籍.至于做文章,内容是更须看重的,稍一不慎,也许就有抄家灭族之祸,那真是“闭 门 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读书人岂得不戒惧儆惕!所以从古到今,读书作文都是雅人的事业或游戏、子弟上进的工具,并可以上长为仕途荣升的利器,但内容的选择却是严肃的、严格 的,甚至是严峻的.它可以趋利,也可以招祸,唯一的远祸办法即是：不触时忤.至于读书、做文章的目标是什么,当官罢,经商罢,做学问罢,或做书痴罢,都可以由他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