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政策,是指闭关自守,不与外界接触的一种国家政策,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一般认为,清朝是我国历史上闭关锁国最为严重的时期.
如今,有一种观点认为,明朝海禁政策也是一种闭关锁国政策.笔者对此虽不敢完全苟同,却有些支持这种看法.
我们知道,明朝海禁政策,源于明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至明朝末年达到极致.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明朝何以要实行海禁.
透过史料,笔者通过分析以为,明朝实行的海禁政策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以及后来皇帝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也与明朝经济军事环境息息相关.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极个别出身赤贫的皇帝之一,他从小就受小农经济思维理念和社会环境的熏陶,可以说他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情有独钟,打骨子里向往“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故在朱元璋即位之初,就推行了一系列帮助民众休养生息的政策.
军队建设上,他实行卫所制,号召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曾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战斗力低下.
就连大兴土木方面,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漫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场将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到了明成祖朱棣执政时期,可谓国力雄厚、军事强大.他难得地打破了海禁的框框约束,造就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绩.但由于对郑和下西洋目的与作用的争议,一直看法不一、毫无定论.海禁的打破,仅仅维持了30年的时间,后来又在其他皇帝手中被恢复被实施,甚至变本加厉达到“寸板不许下海”的程度（见《明史》卷205,《朱纨传》）.
应当承认,从明太祖开始的海禁政策,确有其积极意义.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明中,海禁时紧时松,中国海商和倭寇相勾结,出现了嘉靖年间的倭患；隆庆以后,部分地开放海禁,私人海外贸易得以迅速发展,明初制定的禁海政策至此基本瓦解.与此同时,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者陆续来到中国沿海,这给中国带来了机会,使中国有可能融入世界潮流,“走上与西方世界同步发展的轨道”,但也蕴藏着危机.从这个角度看,明朝实行海禁对抵御倭寇既是无奈之举,也是海防之需.
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海禁政策的实施,是使资本主义萌芽虽在明代出现,经历了近三百年,却始终没有得到正常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廷对海外贸易严格的限制,不许商民下海,这是人为地削弱、封锁商品的对外销路,很不利于商品生产的发展.因此可以说,明代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拖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换句话说,明朝统治者的执政理念与军事经济环境,是导致明朝经济难以顺利发展的重要障碍.
有资料显示,明朝在国力强盛的嘉靖年间,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仅两百万两白银；到了万历初年张居正改革后,增加到了四百万余两；万历末年,因为辽东满洲兴起,骤加“辽饷”应付军事需要,达到了五百二十万两,并成了固定的数额；明末崇祯年间,既有辽东战事越发激烈,只好采取竭泽而渔的政策加派“辽饷”、“练饷”、“剿饷”号称“三饷”,逼得全国农民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计,纷纷造反,但即使如此,年收入也不过两千余万两白银.而北宋中后期,每年的中央财政收入达六千万贯,而南宋时期则常年超过了一亿贯,甚至一亿二千万贯.可见,相对于人口近两亿的明朝来讲,财政困境显而易见.
按说,明代的耕地面积大于宋代,粮食的单位产量也高于宋代,财政收入应当超越宋朝才对.但事实上,明朝远远低于宋朝.充分说明单纯依靠农业是不可能达到像宋代那样高的财政收入的,宋代的中央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非农产业.据统计,宋熙宁十年(1077年),在中央财政收入中,70%以上来自于工商业,而南宋时,政府从进出口贸易中抽取的关税最高已经占到了中央财政收入的15%.非农产业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国内、国际贸易才是宋代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
由此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宋明两朝财政收入如此悬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明代实行海禁,以及在其背后的经济政策和建国思想.相比较宋代而言,明代在经济体制上是一个大倒退.尽管笔者不敢妄下定论,明朝海禁就是闭关锁国做法,但起码它起到了类似不良作用和负面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