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不仅如此,雨果还把人道主义的感化力量视为改造人性与社会的手段,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与后来的冉阿让就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卞福汝是小说中一个理想的人道主义的形象,冉阿让后来也是大慈大悲的化身,他们身上不仅有无穷无尽的人道主义爱心,而且他们这种爱,还能感化凶残的匪帮,甚至统治阶级的鹰犬,并在悲惨世界里创建了滨海蒙特勒伊这样一块穷人的福地,真正的“世外桃源”.于是,人道主义的仁爱在小说里就成为了一种千灵万验、无坚不摧的神奇力量,这种近乎童话的描写,倒正是雨果天真幻想的流露,是他的一种局限.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