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看来,日本先于中华帝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成为亚洲强国有着深刻的原因：
第一,日本没有君主专制的传统有利于变革,而中国君主专制的传统阻碍了变革.日本天皇除了在公元10世纪前拥有实权外,其他时间大多都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政治领袖存在.日本全国的实际政治权力被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各藩国的大名所把持.并且征夷大将军和大名之间并不是纯粹的上下级关系,而是一种微妙的领属关系和制衡关系.中央集权的薄弱使得地方领袖们有实力和机会联合起来进行改革,而的确明治维新也是由西南强藩联合发动的.西南强藩联合进行尊王攘夷的运动,将式微的天皇重新抬出来也使得天皇站在了改革的一面.然而中华帝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秦始皇建立秦帝国之后中华帝国就一直存在着两种矛盾,就是皇权和相权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由于中华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小农经济又有赖于大规模农业灌溉的发展,大规模农业灌溉和水利工程又只能靠中央集权的强化来实现.所以中华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包括君主集权、中央政府集权）不断强化.到了明特别是清代发展到了顶峰,此时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小农经济到了清代也到达了顶峰.皇权的空前强化使得变革必须自上而下实现,如果最高统治者不愿意进行改革那么要实现成功的社会转型也会非常困难.
第二,日本对外来的优秀文化抱持一种虚心学习的态度,而中华帝国上自皇帝、下自平民都抱持着一种文化保守主义心态,虚骄自大.日本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很强大,从大化改新开始,日本就不断地通过吸收外来文化来构建日本“洋葱皮”式的本国文化（洋葱皮,是指日本文化就像一个洋葱,一层层地剥开洋葱皮——外来文化元素,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文化内核）.中华民族文化在唐宋之前对外来文化也有着较强的吸收能力,比如中国人是唯一改变了自己起居习惯的民族——由跪坐改为坐椅子,是受了西北游牧民族的影响.然而唐宋之后,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顶峰,接下来的就是虚骄自大:明清的文化保守主义开始蔓延滋生,处处以天朝上国的心态看待其他国家.这种心态自然也就使得中华帝国的君、臣、民不愿意正眼看世界了.
第三,岛国或者海洋民族强烈的危机意识,大陆民族的安稳、闲适的民族缺陷致使两国在面对外部环境巨变时的反应不同.日本列岛多火山、多地震、多台风,这种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造成了日本人强烈的危机意识,他们随时担心自己生存的土地会被灾害或者其他的人祸夺去,所以当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的黑船舰队出现在横滨湾并强迫德川家康和他的家臣们签订不平等条约——《安政五国条约》时,日本人立刻感到亡国灭种的惨祸将近.然而中国人也和西方人签订了《南京条约》,但小农经济的保守、本分的特点所形成的民族性格——安稳、闲适、平淡立刻使得中国上下忘了切肤之痛,这一点从道光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很快停止对西洋武器的仿制工作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之后的中国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再次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