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70年代（或60年代）的农民生活.有相关的书也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苏北滨海农村农民生活掠影回忆上山下乡：
贫困的农耕部落
苏北沿海废黄河入海口三角洲的滨海地区,一马平川、地势平坦,水源充沛、河流密布、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地农民主要的农业机械是独轮车,相传还是三国时诸葛亮发明的,已经传了1800多年,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逐步有了手扶拖拉机等农业机械,代步工具则首推自行车,自行车在农民家里既是高档生活用品,又是生产工具和重要的运输工具,农民走亲访友,一辆自行车可以载重一家人,丈夫骑车,前边坐着大孩子、后边坐着老婆、老婆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娃娃.到农村集市场交换农副产品、农用物资时,去的时候,自行车上能够载运一头大肥猪,回来的时候,能够载运100公斤化肥.有一个农民,把老家的祖屋卖了得到一笔钱,购买了一辆自行车,由于苏北沿海地区地势低洼、潮湿,着地停放容易生锈,这位农民用完自行车后,每次都会仔仔细细地把自行车擦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像升旗一样,把自行车挂到房屋梁上,宁可自己睡在阴暗潮湿的地上.当时苏北盐阜平原是不通火车的,公路也不发达、还没有一寸黑色沥青路面,一般农村镇以下村庄都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大部分是土路,晴天是尘土飞扬,雨天是泥泞不堪,拖拉机驶过后留下两道沟槽,挤压形成的淤泥能够没过行人的脚背；乡镇的镇上每天有一班汽车到县城,如果不能赶上这趟汽车,要么改天出行,要么乘坐“二蹬车”,“二蹬车”就是自行车,一般在汽车站等候接客、去县城距离有九十里,要价2-3元钱,由青壮年农民用人力骑行,乘客坐在后边书包架上,由于路面高低不平,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骑的人是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坐的人是心惊肉跳、腰酸臀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在八滩镇上有一家酒厂、一家棉花轧花加工厂外,基本没有工业,由于水旱灾害频发、社会动荡等天灾人祸,滨海经济非常落后、基础设施薄弱,人们只能使用原始工具、原始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完全靠天吃饭、耕作产量低下,人民生活贫困,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大部分的农民都没有去过县城以外的地方.滨海人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劳动、耕作、生活在这一片闭塞、落后、贫困的土地上.
我们所在的知青农场前身是军垦农场,上世纪七十年代,改组为生产建设兵团,带领我们的老队长是个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革命,在枪林弹雨中南征北战居然毫发无损,还养育了一群‘接班人’,有的是已经牺牲的老战友的孤儿,按照战斗纪念地,分别取名为泰、杭、连、南、淮、海等等,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一群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分配的粮食不够吃,老队长手握大权,守护着存放成千上万斤粮食的国家仓库,从不动心,他看着面黄肌瘦、嗷嗷待哺的一群孩子,每次发工资,咬咬牙,用全部工资从黑市上高价买回一口袋杂粮,补贴家用,才使这一群孩子没有被饿死、病死.上世纪七十年代,笔者在那里的建设兵团西北角最边远的一个连队当会计,每个月要到团部（总场）报账、开会等办理公务几次,离团部驻地有30多华里,来回近70华里,全部靠两条腿步行,早上天一亮就出发,下午刚吃完饭就返程,风雨无阻,我们连队到团部要沿南八滩渠边的一条土路向东经过龙潭分场部、头庄分场部、西汛分场的田地,从南八滩渠上一座唯一的公路桥（东风桥）上过河,往南8、9华里跨过苏北灌溉总渠入海口节制闸,到达射阳县境的六垛镇、也是淮海农场总场所在地.之间要经过好几个当地土著农民居住的村庄,有时,我为了节省时间,从头庄分场附近,本地农民用树木架设的一座便桥过河,向东南方向穿越土著农民聚居的村庄、行走田埂路、淌过一片沼泽地、越过苏北灌溉总渠高大的河堤,然后跨越苏北灌溉总渠节制闸,到达总场,可以少走4华里路,离开大路前,我会就地从防风林里折下一根手杖大小的树枝,拿在手里,用来驱赶土著居民家门前突然窜出来对着你乱叫乱咬的看家狗、田埂上躲藏在草丛里的蛇虫、以及其他可能发生的危险.沼泽地上水塘密布、杂草丛生、水塘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草地上是放牧牛羊的好地方,踩出来一条小路直达苏北灌溉总渠大堤和节制闸,只是如果下雨后,小路有时会淹没在水下,必须光脚淌过浅滩.当时,耕牛是生产队最主要的生产资料、最贵重的公有财产,生产队一般都安排生产队里年老体弱、但德高望重的老农民负责看管和放牧,你只要敬上一根香烟,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讲述这一片土地上发生的许许多多平常但是有趣的故事.有一次他告诉我说：过去发生过一件事：农场以前有一个会计,长得人高马大、身强力壮、有一天从农场总场领取了整个连队200多人的工资,大约2000多元现金,看看天时不早,为了赶时间,抄近路,路过这一片沼泽地,当走到芦苇荡边时,一个歹徒手持鱼叉从芦苇丛里冲过来,喝令会计把钱交出来,会计一看：沼泽地荒无人烟,自己赤手空拳,对方手执凶器、来者不善,灵机一动：“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于是拔腿就跑,歹徒一路追赶,看看就要接近,就把鱼叉当标枪一样投向会计,一下子刺入会计屁股,会计看看跑不掉了,孤注一掷,索性转过身体,怒瞪圆目,大吼一声、一把抓住鱼叉把鱼叉从屁股上拔出来,紧握在自己手里,歹徒顿时吓呆了,反过来落荒而逃,会计赶紧脱下上衣,简单地包扎了一下伤口,柱着鱼叉、一瘸一拐地走了二里路,来到附近村庄,向当地土著农民求救,当地农民赶紧派人到就近的农场报警告急,农场立即派出医务人员和交通工具进行抢救,这一位勇敢的会计才幸免于难.
当时,当地农民居住的房屋大部分是土墙草顶的茅草屋,墙壁是就地取材用泥土垒砌而成：有的采用土坯法：就是选一片比较平整、草皮茂盛之地,用平口锹挖取大小相同的土坯,顺序堆砌,优点是可以一次成墙,成本低廉,缺点是毁坏耕地,这样的墙壁不耐雨水冲刷,使用寿命短；还有的采用夯土法：就是挖取水塘边、荒地边的泥土,加水、加稻草后进行搅拌,再用人力、或者使用耕牛踩踏均匀,然后按照墙壁形状制作模板,放入搅拌好的泥团,夯紧夯实,等干结牢固后,再升高一层,以此为样板,一层又一层,直到需要的高度,优点是节约耕地,质量牢固、经久耐用、缺点是人工成本高,工程时间长.土墙成形后,屋顶用树干支撑,加盖芦苇编制的芦席,表面覆盖一层厚厚的稻草,一座茅草屋就竣工了,由于房屋材料简陋,承载力有限,一般窗户洞都很小,大部分人家没有玻璃窗,房屋檐高只有2米左右,房屋低矮、采光、通风都很差,当地土著居民饮用水大部分靠门前屋后水塘里、沟渠里的水,一般农村、乡镇都不通自来水,而且家里没有热水瓶,在县城和个别大型街镇能见到少量水井.养猪的人家都在自家房屋门前用泥土垒砌一个1米多高,直径1米多,圆顶的猪窝,远远的望去,就像一座座地堡.猪、狗、鸡、鸭大部分散养,不成规模,商品化程度很低.在其他地方,石头是极其普通的物件,随处可见,甚至是让人讨厌的东西,可是在苏北盐阜平原农村,由于方圆几百里,没有山丘,不产石头,石头就成为稀罕之物,许多人家把普通石头珍藏在家里当作腌制咸菜的压重物使用,轻易不放在外面.
当时,实行人民公社,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平时农作物收获后按照人口分配实物,到年底以生产队（大体与一个自然村相同,大型的自然村分成若干生产队）为单位参与年底收入分配,每个工日根据生产队效益一般只能分得几角钱,甚至有的亏损的生产队,农民劳动者反而倒欠生产队收入分配,和我们邻近的一个叫大兴大队的生产队每个工日只有六分钱,你知道吗?一个工日相当于一个强壮的农民连续进行十个小时的强体力劳动!
我们在邻近的村庄曾经见过这样的情景,有一家农民家里的老人患了急病,家里穷得都揭不开锅了,无奈之下,这个农民向生产队借2元钱为老人抓药治病,队长不同意,甚至这一个农民向比自己辈分还低的队长、会计下跪不起,队长、会计都依然不为所动,说生产队没有钱,也没有办法,不能同意,由于缺医少药,不久以后,老人就撒手西还了.
由于人们饮用水的水源地受到污染,经常有人罹患肝炎等传染病,有一次,我们到卫生院探视患病的知识青年,邻床有一个患猩红热的十岁左右的农村女孩,爷爷是农村干部,在当地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富裕人家了,女孩住进医院几天了,高烧一直不退,医生建议喝西瓜水来辅助降温,女孩听了很高兴,但是当爷爷花了一元多钱,把西瓜买来,打开西瓜露出鲜红色的瓜馕后,女孩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怪物,居然吓得哇哇大哭,死活也不敢吃,富裕人家都这样,贫困人家就更加可想而知了.
参加集体劳动的农民是这样的贫困,那么个体农户的情况又如何呢?,滨海县振东乡头庄村有一家农户,住在八滩渠南、紧靠淮海农场二队耕地的一块高岗地上,据当地农民介绍,这家农户早年参加过抗日,老人受过伤,有一个儿子为国捐躯,土地改革时政府分给他这一块地,大约有7、8亩,土地改革后,他又利用河堤、荒滩开垦了几亩零零星星的荒地,现在全家已经繁衍到老老少少十几口人,喂养了一头黄牛作耕牛,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公社干部动员他加入人民公社,他死活不肯,硬说是土地是自己的儿子用命换来的,是政府分配的,考虑到他们一家是有功人家、他们的土地又远离自然村、不便管理,只能放任自流,成为当地一家独一无二的个体农户.我有时路过他们家,会在他家树荫下歇歇脚、凉快凉快、要口水喝,有一次,正值中秋节,收完了玉米,老人带着儿子正在翻耕土地准备种植冬小麦,恰逢老牛又生了一头小牛,老农民舍不得老牛,和儿子用人力在犁地,由于地处偏僻,这户人家不通电,甚至连当时普及的广播喇叭都不通,最重要的是缺乏灌溉和排水渠等水利设施,他们的土地只能靠天吃饭,无法种植水稻等高产作物,只能种植玉米、小麦、红薯等旱作物,产量低、品质差,一家老少勉强能够依靠杂粮填饱肚子,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完全依靠家里养的母鸡生的鸡蛋换取,穿衣戴帽、造房砌屋则要靠饲养猪羊经过多年的积蓄才能解决,遇到连续大旱,粮食减产,连吃饭都会成为问题,我们进入他们家里,发现他老伴和儿媳妇正在烙月饼,是用小麦和玉米混合面做的皮子,饼皮上撒落着几颗芝麻,馅心是韭菜、野菜、鸡蛋皮的,金黄色的鸡蛋配翠绿的韭菜,倒也蛮养眼的,但是缺油少肉,干巴巴的,家里除了有一张简陋的饭桌子、几条长凳子,没有像样的家具,睡觉的‘床’是用土坯在地上围成一尺高,里面填充一些干草、表面铺垫一块自己编织的蒲席或者芦席,晚上就席地而睡,所以,按照现代社会发展水平,这家人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床,全家上下,没有一顶蚊帐,但是在西边一间土屋里我惊奇地发现一个红色的小木箱,经过询问,老人说,前年娶回来一房媳妇,自己动手把草屋重新用泥糊了一下,杀了一头羊,买了一些菜,请大家吃了一顿饭,总共花了20元钱,小木箱是媳妇的嫁妆.饮用水来自自己家门前的水塘,吃、喝、洗、浇庄稼用的都是同一个水源,因此在当地,肝炎、疟疾、肠道等传染性疾病是多发病、常见病.
这就是笔者亲眼目睹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滨海农村农民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片段,也是反映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生活的一个缩影,让人不得不联想起古老、落后、贫困的农耕部落.